现在晋祠博物馆所有建筑（奉圣寺除外，因奉圣寺是近代并入晋祠博物馆的，以前和晋祠庙是两个独立的建筑群）始建年代没有宋朝以前的，最早的是建于天圣年间（-）的圣母殿。要复原宋朝以前的此地情形，须把现有的所有建筑在脑海中清空，再把历史记载的、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补充在空白处。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此地有重要建筑（因本系列文章已论证宋前的晋祠建筑群在明仙峪），也几乎没有考古发现此地有宋前的大型建筑遗迹。
说几乎没有是因为，90年代圣母殿落架翻修，主持此工作的古建专家柴泽俊先生主编的《太原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报告》里记录了在圣母殿地基下发现了门枕石和少量绳纹砖（这是迄今为止晋祠庙内发现的唯一疑似宋前建筑遗迹）由此推断圣母殿之前此地有建筑，即北魏郦道元记载的唐叔虞祠附属建筑——凉亭。
上图为《报告》原文。
此观点笔者不敢赞同，具体理由如下：
1、《报告》文得出此结论的前提之一是圣母殿始建于太平兴国九年（），以此推断所发现早于圣母殿的建筑构件必然为宋前建筑，进而再推断“或许是”北魏唐叔虞祠附属建筑--凉亭。
《报告》文在立论圣母殿始建于年时，专列一章洋洋洒洒数千字，笔者愚钝，反复研读所列三方面论据，没有看出和论点有必然逻辑关系。反而发现三方面论据中，有两方面存在认识错误：
一对《山西通志》、《太原县志》以及刘大鹏先生《晋祠志》所载“圣母殿始建于天圣年间（-）”的误解。《报告》文中例举三《志》所载来源于宋宣和五年（）姜仲谦《晋祠谢雨碑文》，并举碑文原文力证《谢雨碑文》中没有“圣母殿始建于天圣年间”的文字。此指控令人莫名其妙。《谢雨碑文》固然没有记载“圣母殿始建于天圣年间”，但如何能说三《志》是依据《谢雨碑文》呢？事实上三《志》记载“圣母殿始建于天圣年间”依据的是元至元四年（）年弋彀所撰的《重修汾东王庙记》，此碑现存于唐叔虞祠碑廊内，是最早记录“圣母殿始建于天圣年间”的实证。其原文为“……（唐叔虞）自晋天福六年封兴安王，迨宋天圣后改封汾东王，又复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东向。熙宁中始加昭济圣母号，则品秩既明矣。……”不仅此三《志》采信此说，明清以来的所有地方志皆采信此说。
二把《宋史》中记载的“娘子庙”和元碑记载的“女郎祠”混为一谈。《宋史》载“太原城西十里谷中有娘子庙，太平兴国四年（）曹翰从（太宗）征太原，军中乏水，往祷之，穿源得水，人马以给，当即晋源神”。
文中明确写道娘子庙在太原城西十里的山谷中，其位置应在风峪或明仙峪，而不会在圣母殿（女郎祠）位置。
上图为《报告》原文
《报告》文不顾《宋史》记载“年娘子庙在山谷中”、元碑记载“女郎祠始建于天圣年间（-）即圣母殿”，不顾两个记载的时间地点都不一致，把二者硬生生联系起来，推断“娘子庙即女郎祠，今名圣母殿，在年就存在”。这种论证方式令人不明所以，不知其中有何逻辑关系。
因此《报告》文中提出的论点“圣母殿始建于年”，没有充足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来支撑，难以让人信服。在有充足的反证能驳倒元碑记载“圣母殿始建于天圣年间”之前，应当仍然以这个最早的记载为准。
2、《报告》中记载在圣母殿基础下发现的门枕石，绳纹砖，自然不能推论是必然是宋前建筑遗迹。而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年新建的唐叔虞祠附属建筑遗址。年新建的唐叔虞祠竣工，赵昌言撰文，以宋太宗名义立碑《新修晋祠铭并序》。这次新建晋祠为异地新建，原在明仙峪中唐叔虞祠废置，在今朝阳洞位置新建唐叔虞祠（具体论述见前系列文章《被一个字误会千年的晋祠》）。新晋祠建好仅仅十几年，宋咸平二年（）太原发生大地震，所坏房屋甚多，在数年后，宋真宗下诏“晋祠池沼湮塞，殿宇摧毁”着令重修，刘大鹏先生《晋祠志》也载唐叔虞祠毁于这次地震山体滑坡，而“奉圣寺不动”。因此，始建于天圣年间（-）的圣母殿基础底下的建筑构件，有可能是这次地震所坏的唐叔虞祠附属建筑遗迹，圣母殿在此遗址上新建。
二，更早的其他建筑遗址。在宋前，此地属晋安乡，是晋阳城通向中原的古官道西侧，古晋水南河河道西岸，处繁华秀美之地，有建筑很正常。
根据《报告》文公布的所发现门枕石的间距（3.05米）和大小尺寸（长87厘米，宽40厘米，高28厘米）来看，此构件所属建筑规模不大。《报告》文判断为“凉亭”而没有判断为“唐叔虞祠大殿”应该考虑了尺寸问题。但是推断为“凉亭”也是不准确的，亭无门，何用门枕石？
在翻修过程中发现如此重要的、关系到晋祠始建年代的物证，是如何处置的？《报告》文中只字未提。是原地掩埋？还是保存入库？如果保存入库，20多年来有没有进行断代工作？多年来解决不了的晋祠始建年代问题，为什么有此重要物证而语焉不详？历史旧迷未解，《报告》文再添新疑！
此文属学术探讨，以上问题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指点。丝毫不影响笔者对柴泽俊先生的敬重。柴老先生在保护山西古建，翻修圣母殿工作中居功至伟，借此再次表达对柴老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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