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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行书入碑先河的晋祠贞观宝翰

来源:晋祠 时间:2022/6/6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为唐贞观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在并州亲自撰稿又亲笔书写而成的一篇铭文。铭文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宗周政治,总结唐叔虞建国的史迹,以达到宣扬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政权的目的。全文共字,是一篇结构谨严、层次分明、境界高深,政论与抒情结合的绝妙佳文。铭文为行书,劲秀挺拔,飞逸洒脱,骨格雄奇,刻工洗练,开创了行书入碑的先河。原碑至今耸立于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

李世民(~),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聪明英武,胸怀大志。隋大业十三年()李渊“为太原留守时,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劝举义兵,高祖乃命太宗募兵。旬日间且一万”。建唐后,受封秦王,任尚书令。之后统兵南征北战,完成统一大业。李世民取得皇位,是为唐太宗。他是我国封建王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他开始,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国原则,而且能够“礼贤下士”。他以“亡隋为戒”,励精图治。短短的23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史称“贞观之治”。他为文明昌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后世影响巨大。当时他的声名远播亚洲各国,被称为“天可汗”。另外,他还是具有较高成就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晋祠铭》原碑所在的晋祠贞观宝翰亭(俗称唐碑亭),位于晋祠中北部、唐叔祠东南隅,初仅一楹,西向。清乾隆三十五年()邑令周宽、杨二酉等,策划重刻唐碑,并扩建为三楹,改为南向。周宽亲题“贞观宝翰”匾额。于是亭中今有原碑、复制碑各一。分别由完整的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原碑总高度为厘米。碑额为半圆形,高厘米、宽厘米、厚25厘米,左右雕对称的螭首并头下垂的蟠龙。额中间部分高69厘米,宽50厘米,书“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9字,系唐太宗飞白体所书。碑身高厘米、宽厘米、厚度为26厘米;碑座高51厘米、宽厘米、厚83厘米。铭、序共28行,每行44~50字不等,共字,结构谨严,层次分明,境界高深。原碑历时余年,至今保存基本完好,只是下部三分之一剥蚀漫漶。

原碑碑阴列有李世民并州之行的陪同人员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等初唐诸功臣的名字和官衔。

这篇铭文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拟人的手法,盛赞山明水秀的晋祠圣地,进而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初建晋国的史迹,联系大唐的建立,确定“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为政以德和分封制的思想。特别是“非德无以启化”和我们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可谓一脉相传。铭文最终达到了宣扬李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和巩固其政权的双重目的,是一篇难得的“治国宣言”。

彼时为李世民最后一次到晋祠,在这里他感谢西周唐叔虞的神恩,并祈求李唐王朝能够国祚久长。唐太宗终身雅爱书法,尤其酷爱王羲之的墨宝——行书《兰亭序》真迹,他曾遍求天下二王真迹,每有所得,必日日临写赏玩,并命当时的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诸大臣不断鉴别和临摹,以广流传。据后人猜想,他去世后,可能把《兰亭序》真迹陪葬于其墓中。王羲之所以在书法史上享有如此盛名,应该说和唐太宗本人的特别爱好和高度评价分不开。

《晋祠铭》是不是仅次于《兰亭序》及二王诸行书帖的中国早期行书艺术杰作?我不敢妄言。但是在今天很少能见到王羲之真迹的情况下,将《晋祠铭》与各种王羲之复制品相比较,绝不敢低估其价值。

李世民传世之作除《晋祠铭》外,还有《温泉铭》《屏风碑》。可惜这两铭早已不复存在,仅有《温泉铭》一张唐代传世孤本拓片,且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被道士王圆录在敦煌鸣沙山千佛洞中发现后不久,即被法国人伯希和劫去,今为法国巴黎图书馆所收藏。于是,《晋祠铭》碑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李世民的这篇《晋祠铭》,集史学、文学、政治、书法于一体,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应该说李世民的《晋祠铭》开创行书勒石之先河。当时铭文拓片已经作为珍贵礼品赠送外国贵宾(见《旧唐书东夷传》)。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尝五至祠下,辄摩挲此碑”,以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集联,颂扬此碑,并书于亭柱。咸丰年间,因朱书集联早损,德研香以方笔魏体重书此联,并刻于石上,至今仍嵌于贞观宝翰亭内。

《晋祠铭》碑刻复制碑,为亭内左面一通,乾隆三十七年(),太原县令周宽和雍正进士、晋祠人杨二酉(号柳南,晚号悔翁)共同主持,精选旧拓本,由年轻书法家杨二酉先生族曾孙杨育(别号者亭)摹勒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无损,摹刻俱佳,几近乱真。

《晋祠铭》成了盛唐王朝“德治”的基本宣言,可谓“贞观之治”的精髓所在。从文学角度看,《晋祠铭》是盛行于初唐的文辞华丽、气势磅礴的骈体文,和脍炙人口的王勃《滕王阁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滕王阁序》比《晋祠铭》晚30年。何况,虽然王勃文才比李世民高,可是思想性、哲理高度和深度,远远不及唐太宗的《晋祠铭》。

李世民的《晋祠铭》,对唐代晋祠的园林建筑规模,进行了很具体而又很夸张的描述:“金阙九层,玉楼千仞”,足见当时晋祠建筑群已经有相当规模,从他对建筑和水系的反复描述,可以肯定晋祠已经是一座“大观园”“大祠堂”“大寺庙”了,而且肯定比《水经注》时代要宏伟得多了。晋国祠堂和晋水二者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实用功能已经表现得很明确、很充分了。从这里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世民既总结并继承了在他以前的年,又影响了他去世以后,直至今天的又一个一千多年的晋祠,大大丰富了晋祠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晋祠铭》中描述的晋祠,至今基本上没有走样,达到了“芳猷永嗣”。我认为在东方文化的人文景观中,在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巧妙与合理上,晋祠不失为典范之一。晋祠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园林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它保存甚为完好,并且对环境科学的保护和利用,也算得上古今中外的高标准,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权威专家的认可。另外,《晋祠铭》本身的较好保存,大大丰富了晋祠胜境的文化内涵。所以对《晋祠铭》的研究,也将是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艺术、文博等各个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本文转载自《太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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