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建筑木材料的考察，始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山西南部工程正在进行，为木构材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幸得山西古建筑研究所允可，我得以进入工地，进行了初步考察。年答辩通过时，南部工程尚未结束，根据与山西古建筑研究所的合议，论文暂时保密未向外公布。
此后读博，再到工作，我一直对技术层面的材料问题念念不忘，总在考虑能否在微观的材料和宏观的建筑布局、结构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甚至奢求能与背后的匠系和社会关联起来。近年又得任毅敏院长牵头，与山西古代建筑研究院合作开展研究性修缮工程课题，才想起以前所做的木材工作可以作为双方合作的成果出版。当时的工作主要聚焦于大木作选材的种类，我又添加了一些近年的案例，以及对材料加工的思考。由于加工问题较为宽泛，书中研究对象也就不限于山西南部。
近年，其他机构和个人也开始逐渐注意并记录建筑构件木材的选择和加工问题，如周淼之于晋祠圣母殿大木解裁的研究、李竞扬之于平顺天台庵大殿材料更替的研究、任丛丛之于佛光寺东大殿加工痕迹的研究等，给我很大的启发。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在书中进行了补充，可进一步深化相关认识。不过对于我未曾调查过的建筑的新近研究成果，为保证前后论述的一致，没有做特别的增补。
回想当时这个题目的产生，其实也是我后来跟随杭侃教授学习的契机。记得我本科时，杭老师刚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调来学校，在学院开了好些课。我已记不清当时上的哪一门课，只记得杭老师提到了玉器加工的材料和工艺问题。我当时很内向，一般很少提问，但这个问题确确实实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下课后鼓起勇气找杭老师聊天，说我是学古建的，虽然古建以木构为核心，但使用了哪些木材，还很不清楚，有机会我想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就把这事忘了。好多节课后，突然有一天，杭老师叫住我，说他开会时遇到了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任毅敏所长，他们正在做大范围的古建修缮，可以结合着修缮做这个题目。听到这，我很激动，一方面是这个题目有条件做了，另一方面是老师居然还记得我提到的这个小问题。于是，后来我就跟着杭老师读了研究生，并在研究生阶段做了这个题目。
到了山西，一路得任毅敏所长安排。杭老师还托当时山西博物馆赵曙光先生、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刘宝兰女士照顾我，给了我很多便利。当时的修缮工程条件很不好，吃住有的都很成问题，但幸运的是，我在施工现场遇见了长期主持古建筑修缮的李玉民工程师。李工师从柴泽俊先生，很多知识和认识都是自己从修缮工程的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对我这种学院派并不感冒，施工过程中一些具体措施也不便向外人（我）完全开放，加上李老师耿直的性子，我刚到，他并不绕弯子，直接告诉我没地方住，还是快回吧，一则是伙食住宿差，没条件照顾我；二则认为我们就是走马观花，不可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但我就想做这个题目，也觉得自己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于是在僵持了几天后，李工反对我热情起来，不仅留下了我，工地有好吃的还会叫上我，让我陪他喝酒聊天。他高兴的时候会唱歌，生气的时候会骂人，他的徒弟段恩泽、焦丹丹、董晓凯等经常挨骂，既怕他，又敬重他。他也真把我们当做家人，好的时候特好，凶起来也很吓人。我和李工以及他的徒弟们渐渐熟悉起来，在他们中间，我感受到了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也正是在李工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如何识别常见木材，如何使用基本工具，虽然我手上没有老茧，老是磨出水泡。李工常开我玩笑，说我们院校出身的眼高手低，但工地写的报告、记录，他总会让我看。
做建筑材料的研究，不了解建筑本身是难以下手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教授长期研究山西早期建筑，尤其对晋东南金元以前的建筑进行了明确且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分期。他还安排学生徐新云做了晋西南早期建筑的分期。这些大的时空框架的建立，使我对古建筑所反映的结构、形制有了切实的认识。徐老师常常教育我们关心建筑的布局、次序和形制，教我们在历史时空中考察建筑，用建筑见证历史。在工地漫长的调查中，我对这些观点深有体会，也慢慢建立起了基本的建筑史观。
考察过程中，我还得到了修缮工程许多只知姓不知名的工长、监理和工匠的帮助。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腰希申、刘秀英、李华、金一光、刘洋、李志杰对树种取样进行鉴定，使本书的基础工作确实、可靠。感谢李志荣老师对我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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