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山西，因为看到了悬空寺的“飞檐走壁”；
二思山西，因为感受到了云冈石窟的波澜壮阔；
三说山西，因为曾经跌宕起伏的“三家分晋”的历史纷争。
山西，心心念念两年有余。
今年暑假，广州新华学院丝路寻踪社会实践队将目的地定在了山西，去那里寻找真正的中国。
13人，13张车票，迎着风雨自广州火车站出发，每个人心绪复杂，于笔者而言，此次之行似乎总被焦虑包围，对山西熟悉而又陌生，翻看了诸多图书、典籍可是总感觉依然无法深入了解这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怎样去感受山西的气相，怎样近距离地接触最中国的故事，这些问题始终在脑海中盘旋不去。
一程山水一城风，千年历史“晋祠”中
一路颠簸，在朝阳中抵达第一站目的地——太原。我们所了解的太原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城市，没有十三朝古都西安的盛名远播，没有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喧哗奔波，也正是“他的”这份沉默保留了属于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底蕴、艺术遗物。
走出火车站，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人文魅力，我们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对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无需言语，热情的三晋人民总能够给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打破了我们与这座城市的隔阂。
晋祠最早见于《水经注》，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祠堂中古建筑让我们感受到历史和我们并非非常的遥远，中轴线上的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圣母殿中的宋代彩塑都在努力证明，哪怕岁月无情，现代吞噬着古代，这座城市与历史的链接从未断裂。
在晋祠中，我们感觉到生命变得很伟大，古人在努力地坚定地生活，他们将美好的祈愿融入到建筑中，融入到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中，从而历史的建筑多了一份浪漫情节，正如献殿上的斗拱上雕刻出“太平有象”、圣母殿建筑“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建筑无言，是三晋古人充满浪漫的想象赋予了其生命力，使其变得愈发生动和有趣起来。
晋祠古木森森；宋元彩塑，交相辉映，儒释道文化三教合一，正如有学者形容山西的彩塑、壁画比之于敦煌的惶惶，山西的壁画过于“喧哗”了，连带着晋祠内的古树都多了些“内卷”的味道，同学们在参观的时候说“老师，听说这里面上千年的古树都有好几十棵，在这里当一棵树也挺不容易的”。
千年晋祠庇佑千年古树，千年古树陪伴晋祠，他们就这样相依相伴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当看到他们的那一刹那，一眼千年，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感觉：终于知道你在中国的地图上是站在哪里，终于知道你在中国的历史是站在哪里，终于知道，山西是伟大的地方，正如上海博物馆陈曾路先生所言：“山西，13亿中国人都应该去的地方，就好像京都之于日本或意大利之于罗马，太行山把山西留了下来，是命定的事情，对中国人而言，必须要珍惜，这里是文化的基因，即便再强调国际化，自信和自觉也是前提”。
跋山涉水寻你，残垣断壁却无语
队员问：“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力气去观看天龙山石窟？听当地居民说上面没什么好看，都是一些没有头的佛像”。
指导老师：“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份残破，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参观，铭记中华民族之殇，铭记我们文物流失的伤心过往”。——引语
自近代以来，我国有太多文物流失的经历，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壁画雕塑被盗，让陈寅恪先生也曾痛心疾首：“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被西方列强探险家整片割取、阿斯它娜古墓群、西安昭陵六骏、春秋战国青铜器等等数不尽的文物与祖国分离，漂泊海外，此站，是一堂沉重的实践教育课。
缺失的佛首、断裂的四肢、破败的身躯，这是我们在天龙山石窟所看到的景象，空空的洞窟已不见完整的佛像，只留下空空的洞窟装载着曾经的佛国万像。
在石窟前驻足凝望，想象着中心塔柱建制的第八窟（隋朝）中曾拥有三个窟龛，窟龛中是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面润的造像、体态轻盈手持果盘的飞天壁画，我们仿佛看到了佛首含笑，千年风华凝固于刹那；想象着已被时间风化的金刚、力士曾经如何英勇强健地守护着这一窟一佛；想象着曾经的斗拱建筑如何保护在风雪寒霜中，傲然守护着洞窟的安详。
天龙山石窟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25个洞窟、余尊造像，以精美的石刻艺术和鲜明的地域风格闻名于世，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洞窟分布于东西两峰中，佛首却流落于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意大利等不同国家、不同大洲，我们只能通过斑驳的壁画来窥探那个时代人们对信仰世界的完美表达。
参观完石窟，我们默默走进了国宝回归展，微笑颔首的第八窟北壁佛首驱散了我们一路观看石窟的无奈感慨，佛受回归故里，正如特展启示语中所言：
“一千四百年或许很短暂，短到转瞬即逝，短到这种尊佛陀脸上魏启的笑颜尚未及逝去，眉眼唇角间带着隋唐之雄健来到了今日盛开的华夏。
近一百年或许很漫长，长的起起伏伏，长到这份思念令人辗转难眠，只期盼这份眉眼唇角间的笑颜能早一天回到此身、此窟、此山、此城、此国。
在长长短短的牵挂里，佛首的微笑再一次在天龙山绽放，跨过了近百年的悲喜，依然带着一千四百多年来的美妙，走进我们百年复兴的旅程”。
自流失至回归，“他”自始至终一直颔首微笑以待，但我们知道“他”经历了无法言语的艰辛，坎坷回归路历我们之后将为您娓娓道来！
赳赳魏风啸苍穹，丝路“平城”文化归融
公元年，拓跋鲜卑迁都平城，自此始，拓跋氏“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开启北魏平城时代，自拓跋珪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凡97年，创造中国文化“大同”。
大同市博物馆将展览分为四个不同时代，分别为“沧桑代地”、“魏都平城”、“辽金西京”、“明清重镇”四个展厅，沿着历史脉络队员们重回那个充满着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大时代，那个传递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情大时代。
“百年帝都，气象万千;商旅汇聚，贡使络绎”，北魏创造了丝绸之路平城时代，在博物馆中汉文化与鲜卑文化和谐共生的文物比比皆是。最令队员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以“魏都平城”为主题单位的展览中，队员们看到了冯太后墓葬中出土的精美文物，这激发了队员们了解北魏文化的兴趣。队员们通过阅读《魏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冯太后传》，了解到北魏时期冯太后从贵人到太后的传奇人生，她协助孝文帝进行改革，开启了北魏王朝的汉化历程。
走到司马金龙墓葬出土文物系列，同学们被眼前的壮观车阵场景所震撼，一排排胡俑诉说着那个金戈铁马的豪放时代，墓葬中的漆屏风画，用一幅幅历史故事如汉成帝与班婕妤、齐宣王、晋文公来传递儒家的孝、义、忠、悌，画中的人物形象在浓淡色彩的渲染和线描勾勒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滴漆入土，千年不腐”，漆画经过千年依然鲜亮如新，显示出我国漆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石雕棺床上雕刻的忍冬纹、联珠、身躯矫健的力士、形态各异的伎乐童子等，颇具民族特色，这些文物展现了魏都平城开放、融合、大度的气魄，生动再现了胡汉杂糅、兼容并蓄的局面。
队员们在参观大同市博物馆过程中受到了深深的启发，激发了创作热情，他们通过板绘等方式将大同市博物馆中的胡人俑绘制成Q版形象，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广大青少年传播大同市丝路文化及大同市博物馆的文物魅力，让更多南方大学生了解大同、了解那个充满故事的平城时代。
离开博物馆，队员赶到华严寺，感受皇家寺庙的煌煌佛风，辽西京盛景。
华严寺，以佛教经典《华严经》得名，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与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着手古建调查的首站即是华严寺。梁先生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提到：“大同古雁门地，北魏时号平城，自道武帝宅都于此，迄孝文帝南迁洛阳，凡九十余载，为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之一……梵刹名蓝，遗留至今，有华严善化二寺，驰名遐迩。”
华严寺是一处典型的汉文化和辽金文化相结合的佛教寺院古建筑群，展现了辽代佛教华严宗盛行的盛状。寺内的建筑、塑像、壁藏、壁画、平綦、藻井等，以历史之悠久，规模之浩大，技艺之高超，堪称辽金艺术博物馆。
薄伽教藏大殿中我们看到了合掌露齿菩萨，她身材婀娜多姿，身体微微前倾，仿佛听懂了佛祖的讲经说法，史学家郑振铎先生赞其为“东方维纳斯”。华严宝塔的塔下建有由纯铜打造而成的千佛地宫，内供高僧舍利及千尊佛像，金碧辉煌，是传统与现实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我们登华严宝塔俯瞰这座故城，凭栏远望，千年变迁尽收眼中。
《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郦道元《水经注》描述其盛况云：“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冰心撰写《游云冈日记》文云：“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著名作家郑振铎先生撰写《云冈》文云：“云冈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得出的。必须到了那个地方，流连徘徊了几天，几月，才能够给你以一个大略的美丽的轮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的看，你得仔细的去欣赏。”
走过礼佛大道，参观了早（昙曜五窟）中、晚期石窟，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佛像表现，早期昙曜五窟气势磅礴，颇有浑厚纯朴的西域风情，“以令帝神”雕刻出北魏五位帝王的形像，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王朝盛景；
中期（北魏孝文帝迁都前）石窟双佛对坐，俨然北魏孝文帝、冯太后共同执政时代真实政治环境的具体写照；
晚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家石窟营建衰落，民间造像逐渐兴起，布局杂乱却也富有生气。
在云冈石窟中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魅力。
鲜卑族中佛像慈眉善目，大耳垂肩，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却在改革中融入了汉族大家庭。飞天、石窟艺术中中西文化交流中最直观的体现，在早期的石窟中，飞天雕像是健壮如西方文化中的“天使”形象，守护的是印度的摩尼宝珠，而随着北魏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飞天变为灵动如“洛神形象”凌空飞翔，守护的是“博山炉”（体现于第五、六窟双窟中）。
在云冈石窟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佛国世界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十二窟，世称“音乐窟”即是这样的存在，伎乐飞天向我们展示了“歌舞升平”的净土世界，二十余种乐器同时演奏，该是多么宏大而和谐的千古之音！
参观中，不断有怎么也看不够石窟，怎么也拍不出石窟的威武宏大的声音传入耳中。
在小雨沥沥中结束了我们的参观，走在栈道上，连风的摇曳都变了形状，时而如刚劲有力的力士，时而轻盈如洞窟中的飞天，再回首，看到的是伫立千年平静微笑的二十窟大佛。
应县木塔：中国古建筑中的一朵瑰丽“奇葩”
7月12日早6：30，队员们拖着昨日还未散尽的疲惫向应县进发，只为凝望“亭亭玉立”的千年一塔，一睹现存最早的中国木制佛塔。
“漯南宫阙尽，一塔挂青天。”清代学者顾炎武曾这样赞叹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又称佛宫寺释迦塔，建造于辽清宁二年（宋至和三年公元年），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这座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楼阁式佛塔，与法国埃菲尔铁塔、意大利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
最令人称奇的是木塔的构造，外部我们看到的是"明五暗四"共九层的双层套筒式结构，全塔无一颗铁钉，全用中国古代榫卯结构完成拼接，各个部分完美衔接。木塔的建筑，传说古代能工巧匠们采用堆土建塔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浩瀚的工程。正如中国建筑史大家梁思成所言：“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一座木塔的修造需要延续至百年之久，可见匠人虽稀缺，但其恒心却令人敬佩。
而木塔内部震撼人心的就是11米高的木骨泥胎大佛（敦煌莫高窟雕塑也多为此种），应是我们看到的“最时髦”形象，身披朱红色袈裟，袈裟褶皱分明立体，仿佛随风而动；耳饰椭圆形的耳环在以往佛像形象中大家都未曾得见；脸着青色眉毛、胡须，反映了辽代“草原民族特性”（西北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向往蓝天白玉，青草丛丛，这些崇拜也反映在一些文物上，如元代的青花瓷）。
抬头仰望，是古人对于保护木制建筑的浪漫想象，大伞撑起的莲花藻井，与佛像的莲花基座交相呼应，寓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层一空间”。
“直登顶层，扶栏俯瞰，全城在望，城北一片平原，桑干逶迤；城南为翠微、雁门诸山，长城及雁门关所在，气象至为雄伟。”这样的场景我们此次并不能得见，因为应县木塔在年战乱中，受到炮击造成塔身倾斜，出于保护需要我们只能参观五层塔的第一层，为了弥补遗憾，队员通过3D短片观看了其他未参观部分。
应县木塔，在一座小小的县城中坚挺地站立了千年，坚毅也孤独，他傲然屹立晋北，与众多木制建筑共同承担着中国木制建筑的传奇，承担着我国建筑文化的传奇历史。
悬空寺：坐落于北岳的空中楼阁
依声巡寺。中国古代寺庙、道观、石窟、墓葬等建筑总是遵循着一个原则——“依山傍水”，极致地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悬空寺自然也不例外，但，正如其名字一般，“他”建于90多米的山腰处，山下唐峪河潺潺流过，裹挟着历史不断前进，也满载文人墨客深深的感慨！
诗仙李白赞扬“壮观”也不足以形容其独特的气势；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赞叹其为“天下巨观”；清代诗人邓克劭作诗曰：“石屏千仞立，古寺半空悬。净土绝尘境，岑楼缀远天。一弯岩畔月，半壁画中禅。俯视行人小，飘然意欲仙”；当代诗人崔荣江这样描述悬空寺：“车绝壑边道，人凭松下风。湍溪戛石急，危寺辟云雄。飞鸟惊檐铎，尘心悟色空。归来何澹澹，不复戚飘蓬”。
悬空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建成，距今已有1多年的历史。它是北魏多元文化归融的强有力见证，正如丝路遗产《中国第一空中楼阁，是如何建成的？》中所言：“大同作为拓跋鲜卑所建立北魏王朝的都城，各种宗教也都向都城汇集，皇帝与贵族的信仰左右摇摆，在道教的影响下，皇帝修建大量的道教庙宇，在佛教的影响下，他们又在大同开凿云冈石窟”，北魏上层统治者也曾因为信仰产生巨大的动荡，如“三武灭佛”中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就对国家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道争信众，皇帝贵族又倾力支持，这些都为建造更具想象力的寺庙奠定了基础，悬空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因而也必然具有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性质方能使悬空寺长久存在，当然，这也应归功于当时那个大时代，文化大融合是必然。
“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俚语即来源于此，这座“空中楼阁”能够“悬挂”于崖壁之上，得益于鬼斧神工的建筑技术。在半空中，工匠们以“挂钩”为横梁，横梁上设立柱，再搭梁、枋，利用中国传统的榫卯梁架组合，将建筑材料拼接为一体，大小阁殿之间用曲折回环的栈道连通。据《恒山志》记载：悬空寺历经金、明、清和现代多次修缮，现今也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远远望去，悬空寺像一座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万仞峭壁间，整个寺院上载危崖，下临深谷，依山傍水，叹为观止。我们不知道再过几年，人们是否还能亲身登临悬空寺，感受这所楼阁所带来的震撼，但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却会一直流传千年。
悬空寺，这座神奇的千年空中楼阁，在这山崖上静静地矗立，细数沧桑，与时间同流，用它精巧的身躯书写着历史的华章。
佛光寺——“中国木构建筑的活标本”
佛光寺东大殿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建筑，展现了大唐盛世的世纪风华。
为了领略唐代木构建筑的别样风采，广州新华学院·丝路寻踪社会实践队于7月16日前往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感受千年古建筑的魅力。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公元—年）时期，隋末唐初，此寺已是五台名刹，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时期绘制的“五台山图”壁画中就有大佛光之寺，是五台诸寺中规模较大者，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寺里的东大殿集唐代塑像、壁画、墨迹、建筑于一体，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堪称“四绝”。佛光寺作为国内遗存的唐代殿堂级木构建筑，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称为“中国第一国宝”。
我们一进门就被殿堂屋檐下巨大的斗拱所吸引，终于明白梁思成先生为何惊叹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第一国宝”。“殿斗拱雄大，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与敦煌壁画净土变相中殿宇极为相似，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梁思成记述。唐代的斗拱看起来雄宏壮大，站在屋檐下仰望，如一棵参天大树，遮天蔽日。硕大的屋檐被巨大的斗拱挑起，探出达3.96米，就像振翅欲飞的大鸟，粗犷有力、展翅飞翔。
早在年，日本建筑学者关野贞断言“中国大地已没有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要想亲眼目睹唐代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去”。梁思成一直抱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与林徽因、莫宗江一行人前往佛光寺调查。经过几天的考察，他们从斗拱、出檐、雕花、藻井上可以看出晚唐的痕迹。林徽因凭着一双远视眼发现东大殿西侧一根大梁下“女弟子宁公遇”的题记，与大殿外的石经幢“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上的刻文相互吻合，最终确定了东大殿建成于唐大中十一年。这一发现有力地打破日本人当初的断言。
宋代进士王陶在参观完佛光寺后有感而发：“五台山上白云浮，云散台高境自幽。历代珠幡悬法界，累朝金刹列峰头。”佛光寺外青山环抱，寺内古木参天，殿堂巍峨，唐代古建跃然入目，气势磅礴。如果从高空俯瞰，五台山宛若莲花。佛光寺坐落在重瓣之间，千载光阴，白云苍狗，留下的不仅是佛风遗韵，还有珍贵的建筑遗产。
这座历经沧桑的千年古刹，唐风古韵犹存，繁华依旧，为我们展现了唐时期中国木结构建筑发展的高峰和宗教的繁荣。佛光寺大殿之于中国建筑，就如同帕特农神庙之于西方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来源：太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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