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及经橱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4期解玉保(山西大同古建筑文物保管所)
摘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和经橱,是佛教雕塑向民族化、世俗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古代按照《营造法式》完成的小木作实物的典范,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它反映了东北亚地区佛教建筑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燕云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其所储存的大量辽代传统文化信息,为后人研究已经消失的辽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难得而独特的实例。
山西大同是我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发源地之一。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以磅礴精美的北魏石雕享誉中外,大同城里绚丽多彩的寺庙塑像同样久负盛誉。在众多大同寺庙雕像中,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和经橱,以其独特的历史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推崇,被公认为我国辽代彩塑和建筑艺术的精品和典范。
华严寺的建筑、塑像、壁藏、壁画、平棋藻井等,储存着大量辽代传统文化信息,为后人研究已经消失的辽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难得而独特的实物资料。特别是被誉为“辽代艺术博物馆”的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其精致的经橱和辽代彩塑更令中外学者叹为观止。
一、大同华严寺的历史变迁
北魏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北魏的京师平城(大同)自然也就成了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据记载,在北魏太和初年,全国建有佛寺余座,而京师平城就有座以上,驰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就是在那时开凿的。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大同就划归辽的版图。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年)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为辽之陪都。金代仍以大同为西京,直到元代至元二十五年(年)“改西京为大同路”,大同遂为辽金两代陪都,称西京前后余年。当时,大同扼西南要冲,是辽的边防重镇,“非亲王不得主之”。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清宁八年(年)辽道宗巡视西京,遂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这充分说明,此时的华严寺,已不仅仅是参禅礼拜和储存经藏的敕建寺院,而且还具有契丹族皇室祖庙的性质。
在辽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代(年~1年)，佛教发展极盛。辽圣宗为加强其统治,降旨全国尊崇佛法,大力建造佛寺,抄刻经藏。兴宗继位,皈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并招请名僧到宫廷讲经说法。道宗皇帝通梵文,对佛教华严经尤有造诣,撰有《华严经随品赞》10卷,使佛教尤其是华严宗因此而大为盛行。
辽统治者对西京大同特别重视,据《辽史》记载,辽历代帝王共巡幸、游猎大同10余次。辽兴宗和道宗时期,辽皇室对武州山石窟进行了延续10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辽兴宗重熙六年(年)在大同西7.5km的蛤蟆湾修建了观音堂,现寺内观音殿仍保存有高达6m的辽代石雕观音菩萨一尊及其它石雕佛像19尊。辽末保大二年(年),金兵攻陷西京,寺内“殿阁楼观,俄而灰之,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泊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这里所说的“经藏”是指现存的薄伽教藏殿,守师司徒大师影堂即上个世纪60年代被拆毁的海会殿。金天眷三年(年)乃有僧录大师等“仍其旧址,而时建九间七间之殿,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三门、垛殿……其费十千余万”。元明之际,该寺再次受到战争破坏。明初,寺院被没收为官产,大雄宝殿“用为大有仓”。明代中叶各开山门,分为上、下二寺。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上、下华严寺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上、下华严寺合为一寺管理。
二、薄伽教藏殿壁藏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薄伽教藏殿为华严寺现存最早的建筑,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年）。殿内当心间左侧四椽袱底的题记是:“推诚竭节功臣,大同军节度，云、弘、德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荣禄大夫,检讨太尉,同政事先门下平章事,使持节云州诸军事,行云州刺史,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肆千户,食实封建百户,扬又玄。”右侧椽底题记为:“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年时建”,这是此殿始建年代的可靠依据。“薄伽”是梵语,为薄伽梵之略,又作婆伽婆,后又译为“世尊”,是佛的十大称号之一。“教藏”指佛教的经典。薄伽教藏殿自辽中叶以来就是华严寺的藏经殿，现在殿内所藏的辽代佛经虽已散佚，但藏经用的经橱(壁藏)和天宫楼阁依然存在,它和大殿以及殿内的辽代彩塑,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薄伽教藏殿为下寺主殿,殿建于高台之上,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单檐九脊顶。殿内四周环壁排列着贮藏佛经的重楼壁藏38间,分上下两层,为楼阁式藏经木柜。上层设龛,供设佛像或功德主像,下层为藏经的经橱,每间开门两扇,柜内现存明清两代经书余册。经橱之上为腰檐,上层于平座上设佛龛,外设单勾栏,上覆屋顶、脊兽和鸱吻，与大型建筑物无二。壁藏上下两层斗拱共有17种,其中柱头铺作为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是现知辽代斗拱中最复杂的一种。壁藏内部还保存有少量辽代彩画，其中勾栏栏板全为剔透雕刻,雕成各不相同的几何形镂空图案,共达37种,具有多样统一的艺术效果。
壁藏在后檐明间于门楣之上做成券拱桥和天宫楼阁,使两侧壁藏浑然一体,更是独具匠心。整个壁藏又以当心间的前门和后窗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建筑形式也有区别:南部壁藏平座半拱无泥道拱,正中部分的佛龛当心间无壶门牙子,补间斗拱二朵,转角铺作有抹角拱,底腰檐下遮檐板上有彩绘。北壁壁藏平座斗拱有泥道拱,正中部分的佛龛当心间门中饰有壶门牙子,补间斗拱三朵,中间一朵出60°斜拱,转角铺作有抹角拱,腰檐下遮檐板无彩绘。其余部分也多有异同,可能当时为两班匠师制作,设计者力求富于变化,避免重复呆板。
这一国内唯一完好宏大的辽代壁藏,它不仅在建筑上具有高度的历史艺术价值,而且是一座规制严谨、剔透玲珑、雕刻精美的艺术佳品,也是一组《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实物。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誉之为“海内之孤品”。
三、薄伽教藏殿的塑像艺术
薄伽教藏殿的31尊塑像中，有29尊为辽塑,按照隋唐已成定制的“品”字形布局法摆放。殿内佛坛宽大,坛平面沿袭唐制,佛像布局和西安唐代大雁塔门楣雕刻的构图极为相似。坛上完整地保存着3组不同姿态的泥塑。佛像全部着色,面部和头冠贴金,经历了近千年的香火烟熏,已逐渐变为古铜色,更具有一种古色古香的自然之风。这些佛像既有唐代丰满圆润和端庄安祥的风格,又有宋代塑像中生活气息浓厚和生动活泼的特色。佛坛中央端坐三尊主佛,即三世佛。以三主佛为中心,布置成三组说法的场面。佛坛四角各立一护法天王,文殊、观音、普贤和地藏分别座于两侧,其弟子伽叶和阿难、肋侍菩萨、供养童子等,或坐、或立、或蹲,呈现出各种不同姿态,衣饰舒展适体,飘带流畅生风,自然雅丽。这些塑像的特点是形象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和情节感,突破了佛教艺术那种净化、平淡、肃穆的风格,极具魏晋以来气韵生动格调脱俗的艺术审美取向。著名的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在他的《西行书简》一书中曾赞美薄伽教藏殿内的塑像说:“简直是一个博物馆,这里的佛像,特别是倚立着的几尊菩萨像,是那样的美丽。那脸部、那眼睛、那耳朵、那双唇、那手指、那赤裸的双脚、那婀娜的细腰,几乎无一处不是最美的制造品,最漂亮的范型。”南面一组的合掌露齿胁侍菩萨像,站在莲花之上,她把全身重心放在脚上,身子往右扭了一下,使她整个的身体有了运动过程,突出地表现了少女身材优美的线条。上身微袒,香颈稍斜,面容俏俊,神情典雅,双手合十,齿微露而含笑。尤其是她向上举着的右手与向右倾侧的头,动作配合得那样自然,与其说是一尊佛像,不如说这是一位栩栩如生,凝眸欲语,优美而可爱的少女。北部一组右边的胁侍菩萨立像,是一位窈窕淑女的形象。她站在莲台上,身体略略侧倚，头戴花冠,面容丰润,安祥娴淑,眼睛下视,表情端庄，那虔诚地聆听佛祖讲经的神态,似乎表明她整个灵魂都进入了佛的境界。中间一组右侧坐着的普贤菩萨像,有着引人的魅力,这种魅力的由来,是造像本身流露着的那种细腻动人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通过她微妙的动作传达出来的。她那挺拔的胸部、长颈和微微向左转侧着的头,使她的动作变得生动而有力,并且不减其女性温存的美,再加上她向前曲举着的右手,使整个动作的描写达到充分表现内心活动的高度。供养童子像高约80cm,形像生动活泼,体形虽小却很引人瞩目。佛坛前面的两尊护法天王,塑造成两个神力无穷的“天国”卫道士,虎视眈眈,体魄强健,神态凛然,活像封建庭殿下的两员武将,造型粗犷豪放,夸张合理自然。
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塑像,不但大胆描绘了人体肌肤的健康与优美,而且流露了人们的乐观精神。从一些塑像上看到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饱满情趣和欢悦之感,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当你置身于诸“神”之中,各菩萨的神情和体态,都会使你感到这是神化了的“人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就是造型艺术的特殊魅力,真可谓是“无声胜有声”的感染力。
我们从薄伽教藏殿塑像中感到古代佚名工匠的惊人创造性,他们集历代名家所长,把佛教雕塑向民族化、世俗化和人性化方面发展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娴熟的技法,时出新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年7月5日，郭沫若先生游览该寺后题词:“下华严寺薄伽法藏塑像,及九百二十六年前故物,比例合乎自然,表情特别生动,余以为较太原晋祠圣母殿塑像为佳,诚为不可多得之艺术作品,宜尽力加以保护。”
大同华严寺与辽宁奉国寺、河北独乐寺并称为辽代三大寺院。下华严寺的经橱和彩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地区性,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东北亚地区佛教建筑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燕云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梁思成先生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赞誉其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国宝”，可以说，这个评价不仅是公允的，而且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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