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龙纹的发展脱离了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序列，形成独立的图像形式展开。同时，龙的图像与家国祭祀联系起来，唐玄宗时期在开元十六年在兴庆宫的祠龙坛，利用道教感应仪式行龙布雨。同时唐玄宗个人因崇拜长生之思想，也日渐迷恋道士之术。其右垂相张说等人为迎合玄宗之心愿，于开元十七年提出了设立皇帝“千秋”诞节的建议。
范淑英先生在其《仙道之象一一神仙道教对唐千秋镜的影响探析》一文中论述此千秋镜与千秋节之关系，源于玄宗个人的长生信仰。‘此后“千秋万岁”铭文镜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左右。在右丞相张说的《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中提到九龙浴圣，可利于长寿。
同时，由于唐玄宗的个人信仰影响到国家信仰层面，唐代投龙仪式是重要的国家官方祭祀仪式，玄宗通过道士对他的建议，扩大了此类仪式，并有原来求雨之术，同时带有个人的采药饵、寻仙踪这些内容。唐代斋醋仪式中有一重要环节为“投龙简”，投龙简主要使用写有祈愿的文简、金龙和玉璧等物一起投放在山川或水流之中，主要是酬谢并将愿望上告天地水三官神灵。这种投龙简活动目的在于祈愿天地水三官神灵保佑国家社程安康，人民百姓幸福长寿。
杭州出土过五代时期吴国吴谬举行投龙仪式的投简和金龙，图上龙首绘于铭文内容的上端，龙头两侧多有云气纹漂浮，龙身躯隐于铭文中部后面，尾部在简的海水纹中。这种纹饰组合与上文的龙纹上为云气纹、下为海水纹的设计基本一致。
宋代关于龙的记载主要见于《太平广记》中，在此书中龙的分类有八卷之多，且其它分类中也见有与龙相关的文献记载。《太平广记》是宋代初期官方修订四大书目之一，存有前人小说笔记，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意义。《太平广记》中有许多的关于龙之变化记载，例如龙与鱼之变化、龙与人之变化、龙与蛇之变化等等。文献中龙的变化太多，从而进一步产生关于不同龙变化的理论传说，《太平广记》便收集了这类传说记载。
《太平广记》中多有恶龙和毒龙的形象出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威严形象截然相反。恶龙与毒龙形象的出现源于佛教理论中善恶的观念，佛教在魏晋时期利用龙产生众多佛教化恶至善的故事，《太平广记》基本将其收录其中，因此，《太平广记》并非只有祥瑞之龙，也有恶龙和毒龙的出现。
在《太平广记》中对于龙的描述，并非作用皇权的象征之物，而是具有不同的功能的瑞兽或恶兽。它既可以为人间带来甘霖，又可在海上翻弄波浪。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宋代对于龙的图像构建上，图像总是需要用祥瑞之意，这便如我们在《营造法式》上看到在藻井、平基等位置上装饰龙纹的意义，需要用龙来辟火。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知龙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其变大或变小、上天入地之变化，成为龙通神最重要的特征。刘淑萍先生在《(太平广记狐类龙类虎类研究》一文中，从龙与佛、龙女龙王、龙住处、龙与雨等四个方面，再次论述龙在宋代的形象与文化涵义。这些内容的阐述中龙都与求雨有关系。
宋代旱灾严重，官方记载中各地多次求雨。北宋咸平二年()李邕《祈雨法》:先作坛，取土造青龙，祈雨结束后，“雨足，送龙水中”。不论是取土造龙，还是画龙都需要有龙的形象存在。唐代玄宗时期的单独龙纹图像，以及前文杭州五代时期吴国吴谬时期出土的铜龙，都是非常具象的龙的图像。宋代求雨活动频繁，太原晋祠中大殿的廊柱上便雕有盘龙的木雕，成为晋祠重要的雕塑作品。
在一般的认识中认为晋祠主要祭祀唐叔虞的地方。但从晋祠的发展史来看，晋祠所在之地是山西重要的祭祀水神之地。晋祠史中载李渊在太原起兵曾到晋祠求雨。另一座主殿“圣母殿”，有一面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姜仲谦撰《晋祠谢雨文》碑。在碑文中表述出姜仲谦认为这场战役的胜利，在于战前在晋祠祭祀昭济圣母和汾东所得的庇佑，当地百姓说“祸福惟神之所司”，而当地百姓又都所以祈雨必是灵验的。
战争的庇佑与祈雨从此也奠定了晋祠祭祀的地方功能。在官方记载中，在后世明清时期，晋祠曾多次举行求雨仪式。从圣母殿的整体设计来看，与《营造法式》的设计较为一致，龙盘在柱子上。这种设计就是为了使龙作为使者传达人间与天地间的沟通，祈求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龙纹是宋代常用的纹饰图案，龙纹的发展与唐时期开始的祈雨、道教投龙简仪式有关。龙在唐宋之时需要请龙或斩龙，遇天气干旱之时请龙王，而在龙王为虐人间，雨水过多时，需要道法高深的道士斩蛟龙，如许逊，便是可以降龙的道士，而被封为“神功妙济真君”。道士在道教仪式受《上清灵宝经卷》，需依科仪之法进行投玉简、金龙和玉璧等信物，同时，道教修道升度次第时也有投龙简为信物之法。龙成为唐宋时期重要的祥瑞之物。
从铜镜上龙纹的发展来看，龙纹从四神图中脱离开来，大概在唐代玄宗年间。一名叫“龙护”的老人进献龙纹，可能由事实发展出来。唐代大多一单体龙纹为主，较少见到双体龙纹，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双体龙纹，双颈交缠，向上飞天。此外，到了宋代徽宗年间，徽宗曾为自己设计双龙纹印章，但在铜镜上并没有形成双龙纹，而到南宋理宗年间，《宋史》记载宋理宗朝曾多次因星象异常而进行求雨活动。
北宋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曾“诏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镂板颁下”。理宗仿效真宗之法，刻下镂板于民间传播，理宗朝时期双龙与鼎纹镜最多出现，其后渐渐减少，可能与理宗使民间各处画龙求雨有关。笔者认为，宋代龙纹并不是皇权的象征代表，在北宋时期龙纹镜较少，
《营造法式》和敦煌莫高窟西夏的洞窟中，都可见到以龙纹为装饰的藻井画，单体龙纹居多，与祈雨之意相符，只是它用于防火意义，《营造法式》中设计龙纹的意义亦是如此。而至南宋时期双龙与鼎的纹饰镜较多，这可能与当时的祈雨仪式有关。铜镜本来就是道教科仪中重要的用品，南宋理宗朝为强化对于求雨的诉求，命民间效仿此画，用于镜上。因此，龙纹的发展不能仅从身份的象征意义来看待，更应从龙纹发展与铜镜功能相结合来看待宋代龙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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