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历史悠久。相传，西周初年成王诵封胞弟虞为唐国诸侯，虞施政有方，国富民强。后因境内有晋水,遂改国号为“晋”。虞死后，其子燮为纪念父亲功绩，建祠祀奉，因名晋祠,亦曰唐叔虞祠。
晋祠创建甚古，历代扩建修葺。《魏书?地形志》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均有记载，北魏以前即已有之。北齐定晋阳为别都，天保年间（公元55—年）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曾予一番扩建。天统五年（公元年）改晋祠为大崇皇寺。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由太原发迹，唐太宗即位后曾书有“晋祠之铭并序”大碑一通。后晋天福六年（公元年）追封唐叔虞为兴安王，匾题“兴安王庙”。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年）灭北汉，九年（公元年）晋祠大兴土木予以扩建，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碑刻仍名晋祠。宋天圣年间（公元年一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晋祠西隅主殿内改奉叔虞母后邑姜（为女郎神祠），熙宁年间（公元-年）加号昭济圣母，以水神祀之，庙名惠远祠。明代晋祠西南隅建水母楼一座,庙名仍曰晋祠。
自圣母殿建成以后，祠宇布局大为改观，圣母殿成了祠内主体，规模之大，冠于全祠。殿前有鱼沼飞梁、献殿、对越牌坊和钟鼓二楼，再前为金人台、会仙桥、水镜台等,形成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东西轴线的一组祠庙建筑群。原有之唐叔虞祠被置于祠域北侧，反显得冷落了。祠区其他建筑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昊天祠、唐碑亭、东岳庙、文昌宫、胜瀛楼、景清门、三圣祠、王琼祠、晋溪书院等，多是明清改建或增建,部分地（如景清门、唐叔虞殿）还保存有元代形制和特征。
圣母殿是祠内主殿，位居最后，雄伟壮丽，是我国宋代建筑中的代表作。殿身面宽七间，进深六间，以中线测之宽26.71米（台基宽30.71米），深21.15米（台基深25.15米），平面近方形。殿宇四周围廊，重檐歇山式屋顶。前廊深及两间，门窗装置于前槽金柱上，故廊内异常宽阔，但殿内光线幽暗。在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殿周围廊且前廊深两间者,此为最早实例。门窗之内（即殿内）没有柱子,梁架置于檐柱和前槽柱之上，这种构造为殿内设置神龛和广布塑像留出了宽敞的空间。殿周柱子略向内倾，柱头自平柱至角柱逐渐增高,侧脚、生起显著,阑普至屋檐曲线弧度明显，稳固坚实。殿周廊柱和檐柱上，皆用斗拱承托梁架和屋檐。斗拱形制多样，柱头与补间相异，上檐与下檐不同，昂嘴有的平出，有的下斜，有的将耍头砍作昂形。一座殿宇上如此繁复的斗拱变换形式,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匠师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斗拱以上梁架全部露明，无平棊遮盖，即宋制中的“彻上明造”。殿顶筒、板瓦覆盖，黄緑色琉璃剪边，脊饰吻兽为明代重修时添配。殿前廊柱上的木雕盘龙，是北宋元佑二年（公元年）的原物,也是国内现存实物中最早的木雕盘龙柱子。
晋祠庙内的多数建筑均已修缮,惟独圣母殿年久失修，倾斜下沉，殿前的鱼沼飞梁献松折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晋祠周围钻深井取水者较前增多，晋水流量显著下降，由50年代的秒流量1.8—2立方米，降至80年代秒流量0.2—0.5立方米。封深井恢复流量，水势略有回升。不少考察者认为晋水流量的减少，导致圣母殿发生变化。有的认为，晋水原有三个源头，其中圣母殿下一水源输入鱼沼之中，现已干涸,导致圣母殿基础下陷，柱子及殿身随之下沉;有的认为，圣母殿后半部坐于岩石之上,殿下水源断流，基础前半部松软下陷，殿宇向东南倾侧，与水源断流有关;有的认为,圣母殿梁架扭闪,部分构件折断，是由于基础下沉，殿宇倾斜造成的;还有的认为，圣母殿殿基下水源断流后,檐墙出现了四道裂缝，这是过去未曾发生的。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基于上述情况,国家文物局决定对晋祠圣母殿进行一次全面的实地考察测量与分析研究，包括弄清基础构造沉陷情况、殿宇走闪程度、构件折损残坏状况、内外墙面壁画探索、修缮复原与加固方案等五个方面。自年11月下旬开始，至年9月底结垂，考察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勘察过程中，发现原来对殿宇创建年代的认识有误，同时予以考订更正，供有关方面审定，亦可作为圣母殿修复加固依据。
年修缮圣母殿时，于后檐当心间发现原有板门一道，门侧八字墙上宋宣和二年（公元年）和蒙古至元四年（公元年）游人题记尚存，两柱之间原构门额及额上两枚门簪卯洞如故,说明该殿内原来是前后穿通的。现存殿内圣母神宠和灶下神台面积甚大，两侧侍女塑像满布，没有通向后檐明间门道的间隙，这种设置与殿内原为前后穿通的格局是不相适应的。太平兴国九年（公元年）初建殿之际殿内神像布列,并非圣母及其侍女。这与前引碑文所述是完全吻合的。至天圣年间（公元-年）唐叔虞改封汾东王时，太原大旱,人们至此祈雨者甚众，遂改殿内唐叔虞与女郎神合祀，殿名女郎祠，后曰晋源神祠。宋熙宁中（公元—年）,守臣请加封号为“显灵昭济圣母”，题匾额悬于殿前，随之重砌神台,塑造圣母等像，造作圣母凤头座椅，奉于殿中，庙额曰“惠远祠”。至元佑二年（公元年），太原府吕吉等人于殿前廊柱上雕造木盘龙时，殿内所奉已完全改为圣母（女郎神）及其侍女了,砖砌神台及凤头座椅等物亦皆齐备，故吕吉等人雕完盘龙后，曾留墨书题记于圣母座椅背面，迄今清晰可辨。宣和五年（公元年）姜仲谦《晋祠谢雨碑文》仅为圣母（邑姜）正名，并未述及殿宇建年。《山西通志》中，从感谢圣母降甘露出发,将于水源之西祀奉女郎神之始年，记述为殿宇之建年，后人因之，流传至今。明洪武四年（公元年），诏命天下停止神祇封号,称以山水本名，庙名遂改为晋源神祠,祈雨者照旧。嘉靖四十二年（公元年）祠内西南隅建成水母楼后，圣母殿纔真正成为祀奉武王夫人、成王和叔虞的母后——邑姜的殿堂。
圣母殿建成后百余年，何故进行落架重修呢？盖与当时太原及其附近的地震有关。宋景佑四年十二月（公元年1月），忻州、定襄至太原发生7.3级大地震，有关文献记述这次地震情况称:坏城郭、庐舍，地涌黑水,死伤官民三万七千九百余人，余震数年不止。太原西南悬瓮山（晋祠背面山脉）巨石摧毁,无复瓮形矣。山上之悬瓮寺亦因地震废。破坏范围九十余公里，纵横四百五十公里皆震。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公元年1月），太原又发生6.5级地震，坏房舍、城壁、室宇，人畜多死（注四）。圣母殿在这两次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坏，至崇宁元年（公元年）又奉敕重修。稽考现存实物，柱子直径不一，梁栿断面不等,栱枋用材厚度亦殊，但形状规格和工艺手法仍是宋代规制，盖为崇宁年间重修时添配构件与原建部件组合安装所致。
殿宇梁架上宋代题记三则，分布于明间两缝六椽枇下和脊樽校下皮，确切地证实了圣母殿重修之事。
明间北缝六椽横下木板题记:“中大夫充宝文阁待制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太原军府事及管内劝农使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食八百户赐紫金鱼袋孙路。”
明间南缝六椽袱下木板题记「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太原府代州等路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责师道阳曲县令李膺/主簿任之仪/县尉郑民彝。”
明间脊樽杭下南隅题记:“大宋崇宁元年（公元年）九月十八日奉敕重修。”
题记中所示,除圣母殿重修纪年已为学术界所熟知外，两则官宦职衔姓名尚属第一次发现。既然留题于此，必然与修缮事宜有着密切关系。孙路字正甫,关村人，进士及第。元丰中（公元-年）为司农丞;元佑初（公元年）为吏部、礼部员外郎，后加宝文阁待制，筑兴平、横山城，进龙图阁直学士。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年）,历太原、河南、永兴军（即唐之京兆府地，今陕西长安至华县），河中府（即蒲州府，今永济县及其附近）。《宋史》卷三百三十二有传。题记中孙路职衔,确属高官显贵，中大夫充宝文阁待制,河东路（即今山西）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兼知太原军府事及管内劝农使，上通皇室，下隶州府，掌一路兵民之事，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统其军旅，是当时晋地掌管军、政、财、民诸权的首席宠吏。圣母殿奉敕重修，留题其官职姓名，必有缘由。依其身世爵位分析,诏敕下行,盖系孙路所为,留题于此,颂其功德,以启迪后人。
李膺,身世籍贯不详，曾是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即皇宫中与帝后极为贴近的侍吏，崇宁间（公元-年）出任太原府代州等路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阳曲县令,是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孙路的部属。圣母殿地震遭损,孙路倡议并奏请皇室敕令重修，李膺作为皇宫役侍就任地方官吏必然主持其事，故亦留题官爵姓氏，以彰其业绩。至此,圣母殿崇宁间重修的奉敕官吏和主持者可谓明矣！
殿前廊柱上木雕盘龙八条,史籍中称之为蟠螭。据殿内圣母像座椅背面南半部题记，宋元佑二年（公元年）太原府人吕吉等布施雕造缴柱金龙六条，另外两条何时补造，不详。且八条盘龙造型俱佳，规制技法无明显差异,首尾鳞爪雕刻工艺如岀一师之手。近人多有猜测，但未觅得证据和不同特征，不敢揣度，疑虑迟迟未解。经实地考察研究，八条盘龙皆系宋物，分两次完成，题记中业已补充完善，今抄録于后，权作识别雕龙之左证。
圣母座椅背面南隅题记:“元佑二年（公元年）四月」十日献呈」圣母」太原府人」在府金龙社人吕吉等」今日赛晋祠」昭济圣母殿前缴柱金」龙六条今再赛」圣母坐物等」社人姓名于后」社头吕吉」副社头韩瞻焦昌」赵至王德薛迎」杨仙段清杨福」张迁张锁牛晨」李宣司昭石顺」李德张诚穆王」崔斌闰安郭荣」赵德宋三闰德」刘信刘闰王德」郑元毛安史玉」乔信曹玉高思」陈客」”
圣母座椅背面北隅题记:“在前件项众」志人并足」”。
上述两隅题记，字形墨迹显然不是一次书成。元佑二年（公年）吕吉等人布施，于圣母殿前雕造缴柱金龙六条，留题于椅座南隅;之后，同社众志人在前件事的基础上，再行集结布施，补足尚缺之两龙，使之尽善尽美;并于座椅背面北隅补留题记:“在前件项，众志人并足。”因与前面雕造之六龙时隔不久，或者即是同年，故未另题年款。据此,圣母殿前八条盘龙皆为太原府吕吉等人布施,于元佑年间先后雕凿而成。经与实物对证，八龙皆无彼此之分，盖为同师之作。
元、明以后，圣母殿屡有修葺，就碑文和方志所载，较大的修缮有元至正二年（公元年）、明天顺五年（公元年）、嘉靖四十年（公元年）、万历十年（公元年）、清嘉庆十五年（公元年）达五次之多。现存殿宇中历代修补构件，经测试验证，大都清晰可辨。元代重修围廊，更换两山及后廊柱五根，柱径显瘦，柱头卷刹甚微;重制并装配了一部分廊内柱础，础盘略小,覆盆较高,弧线较宋式僵直；础盘大部托于地面之上，高低不等,显然不是原建旧规。明天顺五年（公元年）补葺瓦顶,增设殿基前隅石勾栏，前廊部分构件油饰。明嘉靖三十年（公元年）《封圣母诰文》载：因祈雨应，“加封广惠显灵昭济圣母，主者施行”（注五）。明嘉靖四十年（公元年）补葺工程较大，封于太原的晋王及地方官吏皆行倡议,督工或主持。现存殿内梁架上题记三则,为此事提供了证据。
明间脊槫枋下北隅“大明嘉靖四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晋王再重修”。
北次间脊槫枋下“大明嘉靖辛酉岁四月吉日宁河王府督工重修谨记”。
南次间脊槫枋下“嘉靖四十年岁次辛酉四月二十四日奉新化府新化王重修谨志”。
实地考察鉴定，此次重修范围主要是殿顶部位，更动了槫椽及瓦件脊兽,习称揭瓦修缮。槫径减细，椽飞望板更新,重新烧造殿顶琉璃吻兽脊饰和檐头、排山沟滴，脊刹背面盒内“大明嘉靖四十年……文水马东都张穗……”等琉璃题记尚存，可资为证。宋制布灰色筒、板瓦原件继用，亦保留有少量长榫硬边或背面印有“尹”姓押记的琉璃筒瓦，为宋建圣母殿使用琉璃保存了依据。殿内重制了圣母神龛，但保留了宋代凤头座椅,龛内空间较大，构造简单，斗斗拱体量偏小,格扇台花密集，与古朴而俏丽的圣母和侍女造像不相协调。明万历十年（公元年）修围廊南隅,抽换廊柱一根，柱径甚细，柱头无刹;砌制殿内砖质供桌，烧造桌前琉璃裙板;南侧廊内斗拱改制，櫬枋头伸至檐外砍削成明式麻叶头,令栱下面加施栱棋头，与周檐宋制斗拱相较显然异趣。清嘉庆十五年（公元年）铺漫殿内残坏地面,压抹殿周檐墙外皮,前檐局部油饰彩画,与前述几次工程相比，布施较小,修葺甚微。到民国年间,晋祠庙内和园林中部分建筑被军阀占为寓所、别墅、私家园林，游人处处受禁。庙貌颓败,杂草丛生,风尘侵蚀,鸟兽随处就栖,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
年揭瓦修缮圣母殿围廊；年为了预防潮气腐蚀殿内塑像,加筑了殿内侍女像料石基座;年对圣母殿瓦顶予以全面勾抹，捉节夹垄;年和年两次补砌和铺坛圣母殿地面,进行现状保护，使其益寿延年。近年来，圣母殿的基础下沉、殿身倾斜、部分构件折损等现象不断加剧,抄平拨正和加固修缮，已成为各级领导和学术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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