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铭》为唐太宗行书入碑之始的说法，约到了清代钱泳、阮元等人的有关记述中，才出现的。阮元《北碑南帖论》“唐太宗……御书《晋祠铭》,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其实据赵明诚《金石录》记载，《魏郑文公碑》是唐太宗自撰自书的行书碑，刻于贞观十七年，早于《晋祠铭》,可惜自宋以后磨灭不存，以此《晋祠铭》就因是现存于世最早的行书入碑作品，而被推许为第一。)
《晋祠铭》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唐太宗的超人才华，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单凭一夫之力，唐太宗也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创变的。显然，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偶然历史事件武断地从整体的历史的大背景中割裂开来，而是应该把它的出现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去考察，才有可能得出合理的结果。
书法至初唐，承六朝与隋风最为切近，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碑刻方面，初唐书风亦是以承袭北朝及隋碑刻为多，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南北朝社会动荡，各个阶层的人士为躲避战乱，不得不到处辗转迁徙。而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迁徙，在客观上也促成了书法人才的流动和南北书风的融合。这正如南北朝虽然处于分裂时期，却在分裂中孕育着统一一样，书法的南北交融也是一个历史的总趋势。
行书作为帖学的流行书体，又是一种日常较为实用的书体，在南朝流行漫衍，在南北交融中，对书碑产生影响亦在情理之中。从现存而知的北朝碑刻作品中，虽未见有行书遗痕，却在北朝时期，与碑刻关系密切的墓志、砖志等民间书法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列作品、作品书法特点及书写年份如下：
《刘华仁墓志》存行草笔意北魏墓志(年)
《范思彦砖志》行楷，似魏体行书东魏砖志(年)
《朱昙思等一百人造塔记》字形、章法有明显行书味北齐(年)
特别是北齐《朱昙思等一百人造塔记》,已完全是一派行书气象，虽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碑刻之作，却比唐太宗《晋祠铭》(年)早了82年。而隋年的《萧滨墓志》,结体宽疏，书写随意，亦是楷行间杂的作品。贞观初年作品《房山云居寺静婉题刻》,约是在《晋祠铭》出现之前，书法秀雅婉媚，点画呼应，“心”字右两点更是连丝清晰可见，明显存有行意。刻于贞观十六年的《宇文士及碑》,雍容娟秀，呈褚书风貌，灵动活泼，亦略有行之风采。
但就仅仅从这些孤证中，虽很难给行书入碑来一个非常肯定性的说法，但从另外一面看，我们的探索并不是无益的，至少我们不会把这样的历史事件归功一人的偶然所为。从探索书史中约略可以看到，在唐之前，行书虽不出现在以记叙功德等为目的的碑石上，却出现在了墓志、钻石、题刻中。而在这些领域，是书写者心态较为放松，书法自然，易于表露书者心性。书写者大可放下书碑时的严整心态，在一种较为自由的氛围下完成作品的创作。
当某位书碑者兼擅行书而以楷书碑，或许在偶然的一次书碑过程中，无意识地表露出行书的笔味也不是不无可能。我们也不排除刻手刻碑时对书法风格的影响：其一，刻手忠实于书写者的原迹，而少有发挥；其二，刻手对于书写者的原迹，只是用以参考，而亦多参有己意。
所以，碑中行书笔意的由来，一方面出于书碑者的有意而为；而另一方面，书碑者并无以行意入碑，却有可能出于有行书修养的刻碑者的无意发挥。但这种对碑的“破体”之作，并不一定是有主动意识的追求结果，亦没有形成一种可供有效模仿的风格方式。而唐太宗最大的贡献正在于此，他把行书入碑作为一种可让后人模仿的楷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书碑方式，的确是功不可没。
唐太宗现存碑刻有《晋祠铭》和《温泉铭》,在帝王书法家中可谓是佼佼者。不仅如此，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崇，以至于“夜半把烛学兰亭”,《晋祠铭》《温泉铭》,就是他追摹王书的最好例证。在王书真迹阙如的时代，唐太宗和他的行书碑风格特征确实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此后的李邕，从唐太宗的行书碑中胎息而出，减其流媚，多参雄强之气，并把这种书碑方式，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后世行书入碑立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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