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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各类雕塑产生的途径如前所述，中国雕塑大多是人们实际功利目的的产物。从具体功能的角度来看，中国雕塑的主要内容可划分为以下几大类别：（1）名器雕塑，即陪葬用的俑、动物造型、建筑模型、器用模型等。（2）陵墓表饰雕塑，即陵墓周围设立的石兽、石人和墓阙、享堂（停放棺材的房屋）、华表等雕饰.（3）宗庙造像，即宗庙、祠堂内的祖先及历史上圣贤入物的偶像。宗教造像，即石窟、寺院的佛教造像及石窟、道观的道教造像等。（5）建筑装饰雕塑，即官殿、苑囿、会馆、牌坊、民居、桥梁等建筑物上的装饰性雕塑。（6）工艺雕塑，即工艺性的泥雕、陶瓷塑、金属雕铸、木雕、涤雕、竹雕、根雕、玉雕、骨雕、果核雕等。
以上六类雕塑从性质上大体可以归为三类，即宗法性雕塑、宗教性雕塑和装饰性雕塑。这三大类雕塑的产生均有特定的途径。
陪葬的雕塑宗法性雕塑的产生从社会方面看，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宗法性特点，宗法性文化以家族本位为主要特征。在古代的中国，人们以家族为活动中心，中国的家族意识不局限于单个家庭、家族之类的构成社会的小型单位，而且膨胀扩展得使所有的人间关系均家族化，孝廉成为最为崇高的美德，祖先崇拜成为家族生活的主要精神内容，这一精神内容正是宗法性雕塑产生的基础。
宗法性雕塑包括陵墓雕塑和宗庙像设等内容家族本位，是原始社会氏族本位的延续和发展，氏族生活中氏族首领的权威性在家族生活及家族化生活中的家长身上得以继承，原始的祖先崇拜也必然为家族本位的社会所继承。中国的家族组织及家族化的社会组织之稳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祖先崇拜这种精神信仰来维持的，在殷人看来，祖先具有神性，不仅灵魂不死，形体死亡后具有活着时同样的地位、权威和情感，需要有生前同样的享受，而且还具有着可以降福于子孙或降祸于子孙的神秘力量。因而古人对于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现存商代甲骨文字，大部分是为祭祀祖先占卜用的。到了周朝，祖先仍然是人间的主宰。其地位功能与殷代相仿，但又稍有所别。这时的祖先本身已经人化，社会中产生了孝的观念，人们对于祖先的情感，感恩大于敬畏。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地凝聚着孝道，家族意识不断深化，定型化。人们深信只有在家为孝子者才能在出仕之后成为忠臣，因而有“国之本在家”之说，对于祖先的厚葬，祭祀必然成为社会的风尚。殷商时代的祖先崇拜尚带有浓重的原始宗教色彩，周代之后，特别是秦汉之后的祖先崇拜则更富有现世伦理道德的意义。
陵墓雕塑儒家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性》）
“孝”伦理理化之后，为感恩尽孝而从事厚葬和祭祀活动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重要方式，在厚葬方面，殷商之前与周代以后已大不相同。殷商之前基于人认识能力低下，迷信风气浓重，人们对于祖先之鬼神多有敬畏，便残民以事鬼神，以活人和实物殉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切身的农耕生活实践培养起人们的现世主义观念，使人们相对于鬼神起说更重视活着的人的眼前利益，敬天保民、重民轻天的思想渐向产生，鬼神之事不可能再被放在高于一切现实事务的地位上来处理。关于生死、鬼神。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祭神如神在”，不祭如不在（《论语●八佾》）。
这种两可的态度所体现的正是儒家重人事而轻鬼神的思想。有了此种思想，人们便不可能象商代那样对鬼神绝对地崇信，不情愿为死者陪葬大批生人以减少现实生活中劳动、征战所必须的人力，于是对出于忠孝报恩意识的厚葬所需的人和物，便采用了模拟真人实物的代用品。这种对待祖先鬼神的态度，正是冯友兰所说的“诗的、艺术的”态度（参见《三松堂学术文集●儒家对于婚丧祭祀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作为陪葬代用品的名器艺术由此便产生了。
陵墓雕塑名器艺术是陵墓雕塑中为数最多的雕塑。名器雕塑中最常见的题材，是早期陪葬人的代用品，也是诸多种类的名器雕塑中较早产生的形式。现能见到的最早的俑，是出土于殷墟的男女囚俑，为陶质捏塑，尚较粗糙，眼睛、嘴巴由简单地凹陷坑表示。殷商时代出土的俑极少，基本还处于生人殉葬的阶段，俑在当时只是自发地被偶尔作为奴仆囚犯类人物的象征制作并使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俑显然已是人们自觉用以代替活人的产物，其数量大大增多，大的墓葬中已出现俑群的形式，在刻画上也较殷商时的俑细致了一些。名器艺术在秦代有着较大的发展，秦始皇不仅陪葬有数千件刻画真切的陶俑，还有许多与陶俑风格相近的陶马、陶塑战马的出现较之春秋战国时代以真实战马陪葬的形式，是一大变化。
兵马俑在太原发掘的春秋时的兵车战马坑，其车、马均为：实物，见《光明日报》年9月22日到了汉代，俑像制作丰富多彩，有了情态的生动刻画，同时陶塑动物、建筑模型、器用模型等均有大量的塑造。名器艺术的种类自此大为丰富起来。隋唐时代的明器在种类方面趋向集中、典型化，雕塑的技艺大为精进，人物、动物造型均有大量既生动又传情，既有写实特征又有理想风貌的作品。宋元明清时代在纸扎明器逐渐占据上风的过程中，陶塑、砖雕、木雕名器仍有一定数量的制作，在艺术上显现出日趋衰退的趋势。丰富的名器雕塑成为中国雕塑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墓室雕饰与明器艺术一样，同是宗法观念的产物。以俑或动物、建筑模型等作为代用品陪伴死者“继续”人间生活，必然要求置放这一模拟性场面的建筑空间一墓室有着宗法内容的雕饰，因此自明器艺术产生之后，墓室雕饰也逐渐发展起来，其与一般：建筑雕塑类似的装饰性形式同为葬事服务的功利性内容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雕塑艺术品。
兵马俑陵墓表饰作为陵墓呈现于地面之上的一个部分，具有帮助墓主人升天显示墓主人神通、威力并以期获得永久性纪念的双重功能。厚葬习俗中的陵墓建造具有深刻的寓义，既要满足人们血缘情感的寄托，又要符合人们祈福的迷信愿望的需求和向世人夸示神通、威力并永世纪念的目的，这多重的寓意是逐步完备的陵墓。
雕塑的发展体现了这一逐步完备的过程。血缘情感和迷信愿望的需求产生在前，夸示炫耀和永世纪念的欲望产生在后。所以在丧葬活动中，首先为人重视的是墓内的陪葬问题，继而是墓室雕饰问题，以后才是地面之上部分地表饰问题。自内而外的名器艺术、墓室雕饰和陵墓表饰这三部分雕塑的具体功能既密切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陵墓表饰的产生虽晚于明器艺术，但由于在祖先崇拜中人们对祖先（君王等）夸示炫耀并以期获得永久性纪念的欲望一经产生，便日益强烈地发展着，所以陵基表饰的发展相当迅速。此类雕塑自汉代兴盛之后，在唐代获得了完备的发展，至宋元明清封建社会末期仍有大规模的雕造，使此类雕塑成为中国雕塑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陵墓雕塑是出于孝敬祖先的厚葬习俗的产物，那么宗庙像设和祭祀器物雕塑更是祖先崇拜的直接产物。
名器雕塑中国人以家族为活动中心，宗教观念淡漠，但祖先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这一点从中国祠堂内祖先偶像，牌位的作用上体现得十分清楚。人类毕竟是要有一些事务必须借助于现世人以外的力量帮助解决的，尤其是信仰之类的精神方面的问题。西方人需要在教堂中借助上帝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在家族内的祠堂：中借助祖先予以解决，宗庙祠堂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设施。因而中国有着为数众多的宗庙像设。
中国的宗庙与原始社会的神庙一脉相承。原始人的神庙内供奉的是其神话的祖先。在辽宁西部女神庙出土的女神塑像便是当地母系氏族公社神化的祖先的偶像。新近在四川广汉商代祭祀场所出土的青铜男性神像。当同是神化了祖先的偶像。自儒家将：祖先崇拜伦理化之后，原先的神庙演化为宗庙祠堂，成为家庭和家族祭祀的场所，家庭、家族的祖先成了人们供奉祭祀的对象，由此以祖先为原型的雕像得以大量产生。
由于宗庙像设及家庭内的祖先偶像，多是以泥、木等为原材料雕塑而成，耐久性有限，且目的在于现世供奉而不在于永久保存，所以现存的遗迹并不多，但此类雕塑是中国雕塑的一部分重要内容确定无疑。从现存的一些纪念历史人物的较大规模的宗庙像设（如晋祠、武侯祠及各地关公庙等）的具体形态可以推知历代无数祖先偶像的雕塑风貌。
小编认为，在宗法性社会崇拜祖先这一精神信仰的支配下，中国民族与丧葬、祭祖活动密切相关的雕塑品得以源源不断的产生。
参考资料《中国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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