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仲美文
作者简介：仲美文，浙江嘉兴人，教师，嘉兴市秀洲区教育管理副研究员，秀洲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以散文笔调叙写生活，记录嘉兴历史文化，成为当下业余的书写生活。近年来，多次为《中国国家地理》《人文嘉兴》等杂志撰稿，著有《洪合民间刺绣》，合著《民间糕模》。
长脸，短髭，一身布衣，一袭斗笠，形销骨立的嘴角处，微漾着落拓。单薄，沉郁，在遗世的静默里，有些生冷，有些清癯。廖廖的线条，让你一眼在文士与村夫的界限里无法权衡。对着墨白的石刻像，注视良久，说不清是线条的简洁，竹垞的枯瘦，还是世事的阴翳，这温儒的眼神里，隐隐地显着一丝郁郁的落寞，让那分明雕刻着似有似无的庄严笑意，透着些冷意。
我是着实对这个人陌生亦熟悉。朱彝尊，梅里的曝书亭有他的潜采堂，我去过，又再去寻了，只与石刻的《竹垞先生像》对视，空无一书。嘉兴府北的香花桥碧漪坊是他的出生地，已无法寻见。没寻见也好，竹垞原本一生游幕南北，是他性情的脉，也是他的命。后世里，多少人如数嘉兴府的文学巨擘，仿佛绕不开《鸳鸯湖棹歌》，将它和江南水乡的记忆，和城中之景一一对应，细嚼慢咽，聊慰乡愁。
竹垞在今人的印象，被想象成了俚词船歌的咏者。但慢慢地将这位遗子跨越两个朝代折叠的80年展开，细细的窥探了《经义考》学究中的广博，《词综》里唐宋的清雅，一代学人创史之路清晰呈现。我想，若是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淡然一笑，好像当初遁入广东时接受塾师之责，一介布衣，惶惶地一笑。但那笑容是释然吗？
与一个人相遇，更何况是一个同乡，再慢慢地接近一个飘然远去了三百年的灵魂，我需要细细的揣摩，看清镌刻在石头里的每一根线条，甚至那个郁郁的眸子里闪过的每一丝眼神。
阳春三月，再访曝书亭，在春叶萌动和竹子拔节的季节寻觅棹歌遗韵，想来朱彝尊在经书前的抬头，自然也柔和亲近了些。
抵达梅里时，恰是正午。早春时节，柳叶细裁，杉树的高大细枝在阳光里伸向天空，在曝书亭低矮的围墙下投入稀疏的阴影。竹垞故居、曝书亭，一直来很模糊它的指代，一个古镇的小院和它的山石亭子，在我绕着那围墙三匝后，朱彝尊仍隐匿在亭的后面，只记起他是词人，清代的文人士子。
来过梅里曝书亭三四次，十多年后，再一次由西往东，走过正门。院门连着杉树的树影，有些压迫；外墙的屋檐里冒出的春天新绿，从黑色的瓦片上倒挂到白墙下，碧绿，鲜嫩，是这个春天的生机。立在用手也能触碰到的窄小门庭，想着年轻时移居梅里的竹垞那羸弱与慌张，竟有些神往这个小小院落，梅里与“浙西词派”的隐秘成了一种心事。
再由正门往东走，黛瓦粉墙下，瓦纹镂窗隐隐地透着园里的春绿。细细地丈量园子的大小。转弯，立定，在东墙外仰望院子，有些空落，有些沉淀。看着它坐落在镇南南北两条路交叉的包裹里，远离北侧梅溪而置池，南无山石而列树，似是无所依凭，实也是一个生活难者的仓促安排。
走进窄窄的门，踏着石板与青砖的步道没几步，就能抬眼揽胜这个近十亩的园林式院落。山石亭榭舫，松柏竹梅，虽非故物，但在我的眼里，仍透着古风与雅致的书香之气。曝书亭对着正门呈现在你眼前，亭已非曝书之亭，两位老人在亭中练着舞，与当年酣睡在亭里的那个竹垞，似是有相像的逸致闲情。
我记得民间有这样的流传：康熙当年微服巡游江南，路过梅里，见荷花池畔草亭下，有一老者袒胸露腹晒太阳，颇感有趣，便问何故。老者回答，肚中书多久闷，恐霉而曝。康熙问及左右，仰慕其才，回京后颁旨赐其翰林院编修衔。但记载中的曝书亭，乃朱彝尊晚年从京返还故里后建造，梅里人爱乌及屋，让朱彝尊一生漂蓬际遇沾染上亦仙亦谐的色彩。
大门面前，横亘着一个东西狭长的荷花池，我想起了那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只是在梅溪的远处，小镇的千庐之边缘，“问渠哪得清如许？”竹垞如所有文人一样，置一池，山水诗情的闲适，让诗书在心源的水光里荡漾的愿景，一直隐潜在心里。隐于梅里原是世事，而不隐是一种心事。眼前的平静春水，一则曲桥映池，池边砂石上青苔已盎然春意，而竹垞的春水何处流?
一直对于竹垞读书著书的样子无法在记载里还原和被想像，于是径直朝西而去。竹垞是朱氏四十一岁游幕山东后，在家乡置办的宅子，池西便是正厅潜采堂，他在此读书、著书、集书，因宅西有竹，遂将此命名为“竹垞”，并以此为号。
原以为恢复“竹垞”风貌的期许，最应该是潜采堂满满的珍集，但堂内空空，唯有梁上原为康熙御笔的“研经博物”横匾，照见了这个园子的主人非凡的经历。寻不见原堂中达八万卷之多的藏书、朱氏的爱物端砚、曝书亭全景画卷、亲书的条幅与楹联等，拾掇不起那十几年间，朱氏在堂屋里秉烛夜书，书写《词综》的一点印象与踪迹，哪怕一丝的传闻与野史。
在我定定地端详墙上的朱氏白描画像时，堂屋门槛外的长凳上，陆陆续续地坐下十来位老人。他们或许不知道朱彝尊的诗与书，不知道这位乡人庙堂上的种种，他们只在园子前望着这亭与舫，享受着小镇边缘处静谧的竹与风。
在我沉潜于《朱竹垞太史祠重记》和《重修曝书亭碑记》的文字里无法自拔时，门外的一位老者立于我身边，细细地注视我一字一句地录入，并不言语，而后亦认真地读起了碑记。老人没有打断我，我也是想他大概不曾细细地研读过潜采堂的碑记，只是每天来这园子，守着云淡风清的安静，听着朱彝尊的种种轶事，也许不曾遇见外人对这个小镇文人的寻访。
在这个迁徒的世界，寻访一个旷世文人是一种朝圣，而要遗忘一个人，只需删除它的搜索，陌生便由然而生。竹垞一生酷爱藏书，这是他的藏书阁，书是他一生的嗜好，一生的经营。想象一个埋首于收藏八万余册刻版时代的图书里，为后人留下了《经义考》《曝书亭集》《鸳鸯湖棹歌》等一大批传世佳作的跨代文豪，偏执又坚毅，四处结交藏家们，读书与抄书，顺手著书，成了一生不辍的满足，与一生的癖好。
竹垞一生无论南下避祸，还是云游山西与山东，一路搜罗诗词经书，一路嗜书如饮，清苦与奔波都在诗书的精神滋育中如痴沉醉。想象着，潜采堂一排排书架上八万余册线装的仰望与安静，在中堂的书桌前禅定，桌上金石幢影，宋词的韵脚余音绕梁，夫子抬头从堂屋敞开的木门里，凝望一池清风摇曳的荷，正是月上柳梢之夜，右侧的曝书亭映入池里，心如水色。园子外的纷乱与前朝的遗愿如止水般纷纷退去，书与景慰藉了一切。
已是午后一时半，我一直记得，堂左侧的耳房有一个小小的摄影社，在二十多年前，来这个园子，只记得让自己定格在曝书亭前。此次，觉得应该与摄影师闲聊一下园主人。相信耳濡目染，没想到，与我年纪相仿的摄影师对园主人如数家珍，潺缓地说与你曝书亭的过往。
曝书是竹垞六十八岁夏建于荷花池南，以为曝书、游憩之所，也是与文友雅聚之所。本想与摄影师探讨自己的种种疑惑，但内心里觉得有些唐突，便就此作罢。只是一路想，这个园子里，一个文人读书之外的日常。
绕到大堂后，堂左侧是两间辅房，厨房与杂物间仅四、五坪，与江南一般人家并无二致。园后是一片直刺天空的高大梧桐、槐树和杉树，疏枝的网里落下来斑驳的光影，有了些暖意。站在新辟的门球场上，心里无法想像一个园林的空间美学来自于生活，或者，还是更应该是一个词人内心里生活意念的营造。
这一片空地原本应该是读书之外的烟火之地，作为一个园子，它在诗词之外的空间里，可以领略一个人对生活的暧昧。但历史往往会让一个人产生虚妄与史实的臆测，世事流逝，亘古物事演变，这个园子留下了形，但人去黄鹤，神已散佚。在后园寻见一堆乱石与旧瓦，怀着些惆怅，绕至堂的南侧，此时坐在潜采堂边的草坪，油然而生一种旷寂，想不起一句诗，难觅见明清的风雅。伤感于心里一直的追问，朱彝尊是怎样一位活生生的名士，那些文字的影像与揣测，是迹？是记?是述？
园子里，老人们散着步。我寻步池南，步入曝书亭。曝书亭亭额为清代严绳孙所书，十二柱，四翘檐，美人靠，青砖。石柱镌上有碑碣，刻有杜甫诗、汪楫书及阮元重书：“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亭是新物，真迹已无遗存，此时，只能想像，那个在一堆书里，一边一本本地晒着书，又一手释卷嗟咏吟哦，在故纸堆里寻找着，那个流离时代与压抑的精神隐忍之慰藉。
或许，偏居一隅是隐匿，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放浪，更多的时候，他与旧识在对面似游船的醧舫内聚会、吟诗。坐此斋中，想象在烟花三月，坐画舫泛湖春景，咀嚼着那遥远的銮殿里生发的每阵风，沉溺于文字的慰藉，用金石与诗画填充着每一个这样的江南午后。
作者｜吴光伟
我坐在亭里赏花，观东墙下瘦小的六峰阁，用视线巡游着亭外的每棵树，才体会这世界的沉静与安好。那丛竹就在亭南，沿着石径，绕过一侧柏，一黑松，翻飞着叽啾的鸟鸣，竹仍婷然。移步长长的椭圆形水池桥上，在园南的老榆树下，一转身又遇见一墙的紫竹。
竹还在，响箭似的风愈彻，竹垞风骨犹存。竹是风物，竹也为清流，常用来喻名士君子，这是士子们的嗜好，朱氏亦逐流。“北坨也竹，南坨也竹，护吾庐，几丛寒玉”“昨夜疾见吹拔木，老夫差喜竹平安！”与竹同乐，以“竹坨”自号，且他“徙步十余次，必择有竹之地以居。”在春分疏影里流连，穿过曲桥，探访过娱老轩。竹风拂面，在醧舫的临水花窗里寻迹，一个园是一个人心灵之筑，在采诗书清雅之际怀念着京师古藤书屋那一段庙堂生活，感怀述言，以亭示志。
复坐在门口石条之上，隔池西望，潜采堂前的长凳上坐满了老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姓朱，亦或作为朱氏的邻人揣摩过“潜采”之意？余不得而知，觉得些许憾意。如今棹歌不再，园子里远去的那个戴笠布衣，他的潜采之言，今又留存何处？
此时，又有两位老人从我身边走进园子，说是亭里风凉，要去坐坐。
从曝书亭回来，脑海里的朱彝尊还是廖廖几笔的素描，熟悉又遥远。
穿越近四百年的光阴，朱彝尊在清初乃至清代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一头沉进关于朱彝尊的著述里：《博大之宗：朱彝尊传》《朱彝尊年谱》《朱彝尊研究》《鸳鸯湖棹歌》……
秀水朱氏一族是书香簪缨之家，盛于明万历年间的科甲，衰于清代乾嘉以后，由医而学，诗书传家。朱彝尊的曾祖父朱国祚是这个家族科举仕宦的巅峰，官至宰相，从此使朱家靠着科场的笔墨，让一个清贫之家成为了贵胄世族。但身逢明末“东林党”祸乱，至其父朱茂曙因新朝而自绝取士之路而家道衰败，文学与艺术的根基却一直深耕绵延。
太祖朱儒的御医之身，曾祖朱国祚遗留的藏书与入为董其昌孙婿的父亲书画的浸染，诗书经世与书画金石修身，父系的文化基因是朱彝尊游幕一生隐匿的立身之本。在明末流离与清初中兴的际遇里，朱彝尊一生的命运沉浮与内心挣扎，也是因了贵为仕宦，在出世与入仕里抽离与耦合的一生。
一直对朱彝尊从二十六岁就离家游走的一生，有着几多的羡慕与不解，从围绕江南的苏州、松江、绍兴的游历，到从广东、京城、山西返回山东的幕府生活，凭着运河的船与官道的马车，一个弱仕之躯何以能这样走遍南北，走到八十一岁，直至人生的最后几个月？
我记得，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五十，周游世界，认识社会；博览群书，积累知识。五十岁以后，可以深居简出，闭门著述。法国文学史上的蒙田、孟德斯鸠、英国的奈保尔，李白、杜甫亦如是。朱彝尊似乎是在不经意间循着文士的这条路径云游，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轨迹结集其一生的学术思想。
世系家学是古代士子的入仕之基。蒙学之初的音韵启智，是朱彝尊母系一族家学因子潜移默化的熏染。华亭的外祖母徐氏家族世代以“治经”为重，徐氏的曾祖徐阶所订的《诗韵辑略》，是他塾师之时开音“属对”的基学。
儿时的朱彝尊走进外祖父的世经堂那一刻，雕梁画栋间罗列的明世宗朱厚熜手勅，使其一丝也不敢懈怠拜读徐阶的《少湖文集》的崇敬，诗与经的力量深深地印在了一颗少年的心里。而母亲唐孺人的祖父同样是万历科甲进士，升为翰林修撰。先世之表，光辉万世的庙堂之贵，在朱彝尊的世界里，从来就是一种人生的压力和必然的憧憬，也是那个家族一致的学而仕优之登顶之路。
朱彝尊是清初隶书三大家之一。那年，人生的第一次出场，他才十五岁，随叔父朱茂曜赴同里观赏卜氏所藏的法帖，鉴定宋拓本《汉代淳于长夏承仲兖碑》。清初是隶书中兴期，朱彝尊刻意研究和模仿《曹全碑》，将汉隶从明代几成绝学之势，以其的结体和行笔的自然之意推向古意盎然的整体审美之境，成为一代书家。
林则徐曾题写跋语曰：“气韵浑雅，出于天然。”
书写是那个时代士子的美学传达与表达力量，是传统国学文字学里最玄秘的无言之诗。作为一个走向科甲的士子，书法之学成为朱彝尊精研的一项乐事，对金石的痴迷，让其从自古的收藏转向考证，结识了隶书大家郑簠，写成了《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故而也使其跻身金石名家之列。
“吾生亦好金石文，南逾五岭是山云，手披丛篁斩榛棘，残碑断碣搜秋坟。”这是朱氏的自嘲，也是其对自己利用金石文字与经史典籍相校勘、补正史籍记载的阙略与讹误的一种自期。金石研究本是显族的癖好，但或许这也与朱彝尊及其弟兄取名“彝”、“鼎”之商周礼器之名相钩连。
世事离乱与亲情流逝，使朱彝尊迁居避世乡里十年，这是他开启一生入世与出世的结点，也是他走出嘉兴结社交友的始发。十七岁，是朝廷，也是朱彝尊生活的折点，那一年是明崇祯改朝清顺治二年，春季朱彝尊大婚，那年夏天为避兵居乡下，入秋母亲病故；隔一年，祖母又逝去，长子在离乱中出生又夭折。
二十一岁时，携全家移居梅里。在人生入世的美好年华里，悲喜交加又生逢亡国的战乱，一个前朝书生在乡舍的寂寞与身份的压抑里，与乡间书友和僧人读书赋诗酬和，渐渐地生成了梅里诗人群体，也使其学识和辩才在众人中得到拥戴。
生活的变迁，也许偏离了朱彝尊家族原先的出道方式，从世家到遗子的中落，让他失去了安定的书斋和入世的路线。于是，朱彝尊随着妻妹的出嫁，他走出书斋，出游苏州、华亭、绍兴，结识魏耕等前明之子，在游历和交友的阔论中，不同思想与文学风尚的斑杂输入，让他文学根基范围得到了涵养。纵观朱彝尊的一生，或许，这十年更是他颠沛一生的先验。
一直向往能有一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因为能感受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所道:“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之境。作为画家董其昌外曾孙的朱彝尊，自然有所染，亦有所悟。
朱彝尊游幕之初自南游岭南做海宁人杨雍建的儿子杨中讷的西席塾师开始，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九岁，由南到北，二次巡回，从广东、南昌、苏州、南京、杭州至避祸永嘉；三十八岁春，北出云朔，客山西王显祚官衙文案；四十岁春，从北京到山东为巡抚刘芳躅幕中专司笔札；
后因家事，由济南返嘉入福州，二次北上入通州，居京都宣武门。一个文士的二十年，从一个寂寂莫名的塾师、官衙记录员至巡府专笔，从结交江南的士子到交游曹溶、钱益谦、王士禛与纳兰性德等文坛大儒兼权臣；
且行且著述《岭南诗选》《南车草》《王礼部诗序》，注《五代史》；在游幕之时，涉长江之险、唱游岭南风光、探山西应州木塔、登临雁门关、赏泉城、游晋祠、购图典……在生活的奔走中一路放飞自然，于游幕府间寄情唱和酬答的诗情交互，把文章渊薮视为二十年人生俯仰追随，不计长途奔波，无怨世事的无常，用脚力辗转大半个疆域，为一个与朝代对立的遗子筑建了诗情的方舟……这
让我想起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放鹤于洲的五十岁前，是朱彝尊隐逸生活的艰辛历经，也是他精神悠游的叠加窗口，更是其五十之年被举荐博学鸿儒科而仕于朝的累进。
游于野是一种精神思想的自由，而在朱彝尊终成家族荣耀成于会试后的十五年间，两入朝堂，又两次谪官，归去来兮，禁中生活固化。我猜想，其中的克制与不自如，比起如愿地开启自己的著述之想与坚守独立的清流之思，更甚的是如履薄冰的审慎。
五十一岁入翰林检讨，五十六岁谪官，六十二岁补原官，六十四岁再次被罢官。一个言官的禁忌与一个鸿儒的志向，在人、事、时的牵绊中亦步亦趋，入仕与出世的僵局始终横亘在这颗以书学为志向的学人心里。
这一丝的心梗在朱彝尊的家信里渐渐流露，他在家信里写道：“大约再辞不脱，只得再次受苦，须得二年工夫，史乃可完。”鸿儒馆臣在康熙的修好与安抚中踌躇满志纂修《明史》，朱彝尊只想一展才华，传信万世。学界自古是自由与正统之思的百家争鸣之地，无论朱彝尊从翰林检讨、日讲官、南书房当值，还是江南乡试，一家之言与永远的“百舸争流”之势，仅是因了直言与私带仆人入宫禁抄书而贬。
朱彝尊这仅有几年的仕途，在著史之余，他的慰籍是沉浸在这人世间最大的书房里，忘记了外界的鸹噪与攻佞，专致抄书著述，使其著术成就走向了顶峰。也许，在所有后人的揣测里，朱彝尊一生“仕”与“士”的自我缠斗，写在了那张沉郁的画像里。然而，那句“圣朝无弃物，余事作诗人。”所有的心意已夹在了书页里。
柴车一出，白头还乡。从张湾登上行舟，频频回首京都，那句“云峦别思重”，犹有“秋窗同听六朝松”的感慨，夹杂着仕路荣显的留恋，回响着京城风云际谈的怀想。至此，朱彝尊才真正的成为野鹤，走向一个纯粹的士子生活，虽或不尽是闲云。游离出权力的中心，山水之情愈发的浓烈。六十四岁告老归乡后的朱彝尊，寄情山水，寻文访友。
再次南下广州，观光孝寺贯休罗汉图，寻储潭庙唐裴谞诗碑。七十岁一路舟行，重游福建，在武夷山百里山水画廊间品茶作赋，啖荔品瑶，与旧友用诗词记录时光。岁月不羁，时光不待，耄耋之年的朱彝尊，在亲情逝去的暗光里，面对妻弟与儿子、儿媳相继离去，远离伤心故地侨居吴门里，从此，与其吴中同道著书、刊书，追赶生命的灯。
在生命最后的光阴里，偶尔恩泽江南巡游的皇恩雨露，来润色自己书香世家的门楣，了然一生仕念。
一个人的二十六岁，从青年第一次出游至八十一岁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在路上，在山水间，在与友人的酬和间，在寻找诗与文的追逐中，家远远地在游踪的另一端。那个时代书生，恐怕能有机会经历跨文化的不多。
然而。翻开这个文儒之士的人生行迹地图，四百年前的灵魂走得何等遥远，由南粤上京都，从秦晋之地入河津之口，无数次的穿越，在万里行程的路上，阅楹联碑赋，搜典罗书不辍，一心读尽自己向往的人间典故，胸中丘壑自然天成而来。
然，一家经史治学者最珍贵的术业之思，不只是故纸里的爬罗剔抉，而是珍贵的现场感。每一个山水故物，每一瞬眼前之思，在游走的路上连缀成诗情词行，朱彝尊或许就是这样，一生行走在路上，成了他的《江湖载酒集》。
行万里路，在人生落难之沧，或者时有的困苦之局，赴一个新的起点，慢慢洇染，春天的枝头烂漫自然盛开，棹歌亦悠然响起。
“倚郭千家齐傍水，登楼百里更无山”。
“人家户户通舟楫，药草村村尽画图。”……
故土，是漂萍的栖水。江南苏杭之间的嘉兴故乡，是朱彝尊每一次出走的码头，也是文学天空里“清朝三百年之冠”朱彝尊潜采的水源地。家乡的风物之思，乡情的缱绻意难终，吟成了乡愁之念的《鸳鸯湖棹歌》，而在这些棹歌的风响里，是一个学士煌煌的诗学成就。
从书里，我隔着玻璃远远地窥探四百年前朱彝尊曾经生活的天空；竹垞故居，寻寻觅觅，在点点滴滴生活遗迹里接近一个人的日常喜怒哀乐；而这个像天鹰座牛郎星一样璀璨夺目的“清初第一大家”，在四个世纪的古老时光里，唯有慢慢地捡拾起一首首诗，一句句声声慢，一卷卷经史，才能细细地倾听一个灵魂的自述，那些隐晦的，幽怨的，悲沧的，慷慨的……
第一次站在曝书亭的门外，朱彝尊在我青涩的眼里，是棹歌酬唱的才子，眼前的梅里别业，是一个诗人的风雅书房。多年后，偶然在一本新安画派的论丛里，研读了浙西词派与新安派，浙西词派开创者朱彝尊的词学成就在那时印入了心里。
也许认识一个人，除了时光的发酵，浸入字里行间的每一个故事，那才是时空间有形的。我也突然明白，也许绕不开朱彝尊的，是他那些纵论经史的著述，捭阖千年连缀而成的诗词巨书。
二十八岁，是朱彝尊编辑生涯的端始，在广东为曹溶录《岭南诗选》；三十岁刊行人生第一部诗集《南车草》。四十二岁辑成《词综》十八卷，五十岁《词综》编成。四十九岁著成《竹垞文类》；五十一岁入翰林史馆修《明史》。
五十八岁夏写作高峰，辑《日下旧闻》和《经义考》，至七十一岁《经义考》三百卷才完成。七十六岁刊刻《明诗综》；八十岁校订完自己的词集《曝书亭集》，在八十一岁自己奄然长逝的十月前终于开刻，完成一代词人最后的遗愿。
当我粗粗列出朱彝尊的书单，原来以来一个清代诗词大家的素描，突然被这一摞书所压倒，在那倒塌的一瞬，才恍悟大悟，自己是被一座学术的大山蒙蔽了眼。
翻开朱彝尊的《词综》已经成为一种仰望，接近一个文学宗师著述的线路迂回曲折，但浙西词派的风依然在窗口吹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文学的线索。宋代是词友的黄金时期，宋室南渡，词的发展中心迁到了江南。在明末文坛上，江南主要词派有松江的花间派、嘉善的柳州派和王店朱彝尊为中心的梅里词派，朱彝尊挈梅里结交的嘉兴、湖州、杭州、苏州部分学人逐渐形成了浙西词派，与陈维崧为代表的松江浙东学派并峙。
与浙东学术相比，浙西学术自有特点：尚博雅，即广博典雅。
这正是朱氏学术的特点，涉及经史、文字、诗词、金石考古、地理方志。“文章不离乎经术。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他鼓吹唐音，贬低宋调。以阅尽身边古语，远搜抄录散佚珍本，朱彝尊的博学与醇雅可算是浙西学派代表性人物。
循着词的根走在清词复兴的里程，一个开启者，一个浙西学派的开创者，在词学的路上，朱彝尊的一大成就是辑《词综》，从唐宋至明博搜八年，与桐乡书人汪森接续。词诞生时就被人看作是比诗低一筹的“诗余”。朱彝尊明确提出诗词同源。
明末清初，受前后“七子”复古思潮影响，宋人诗词集廖廖无几，词作出现了盈利和便于传唱的《草堂诗余》。朱彝尊与汪森特意选编了《词综》共36卷，朱彝尊编了前26卷，汪森增补了后10卷，收录了唐以来至金元位词人共首词。
朱彝尊选编《词综》首推崇南宋，师尊姜、张炎、吴文英、周密、王沂孙等。康熙十七年，杭州词人编《浙西六家词》12卷，浙西词派登上词坛。亦此，《词综》成浙西词派理论的代表性选本，朱彝尊成为了清词复兴的里程碑之一。
选编《词综》是学者的朱彝尊，严正与精密；而词人朱彝尊时而不羁，时而幽长。放浪山水的《江湖载酒集》，学步花间、情爱之作的《眉匠词》，咏物《茶烟阁体物集》和集句词集《蕃锦集》，而让人遐想与欣赏的是《静志居琴趣》中的爱情词，他与妻妹冯寿贞隐密而长远的情爱，婉约其词，借花李代，有一种深微幽隐之美。
诗歌是文学出世的胞衣，也是所有士子的学业根基。清初诗歌，也曾有“南朱北王”双峰并峙，王士禛专擅风神，朱彝尊兼骋才藻。作为文学宗匠和诗歌翘楚，朱彝尊的诗艺是殿试的钦点，也是其取精用宏的诗歌之语成为一个帝王的起居日讲，能在南书房当值与一朝之主对言。
康熙四十一年，苏州府阊门外的白莲泾，朱彝尊走过两株铁石嶙峋的柏树，在苍翠的浓荫里，他感念儿子与胞弟的离世，忧戚自己耄耋之躯，悲情于人生的衰弱之年仍寓居异乡，心中唯一的执念便是让自己多年编修的明诗付梓，了却一个明臣遗子的最后夙愿。
修完了《明史》、刊印了《词综》，朱彝尊让自己在告老乡野之际，捧出了隐藏一生的明朝诗歌的著述，那年他住在了姑苏城外的慧庆寺。朱彝尊称苏州是“肥腻的姑苏”，而苏州郊外的小镇不啻是一道清雅的碧螺春茶。
冬天的早晨，他打开慧庆寺的窗，天空寒光万里，地上雪深一尺，在校书之余，他与徐永宣等在僧房喝酒作联。“一从罢官后，谁复驱使。不妨日蹒跚，坚坐无所营。吾自著吾书，吾自怡吾情。不有习凿齿，足蹇《春秋》成。”他有了释然，有了达观。
朱彝尊慨叹明代诗歌自万历后散而无统，意在为后子编辑明代诗歌总集，且能成一代之书，故他求全图备，从浩浩四千多部诗集里选三千多家，将明代年的诗家网罗无遗。腹笥之富，当世无匹，发为学人之术，性情与学问合一。
旁搜远绍，牢笼万有，腹有读书，情至而发乎诗。诗是朱彝尊立身浙西学派的起因，而“学问诗”是朱彝尊开创秀水诗派的标识。他行走万里，总是心有所属，联系古籍记载进行实证考据，模仿李杜，远学郦道元，以真正意义上的行者，记录地理坐标里的每一个学问典故。
朱彝尊诗词里的学问，与宋诗相近，与其一生的精研类通。历代每一个文人无时不在想着远离自己的文字格式，而无数人逃不开自己的时空与性情，这一刻朱彝尊也无法幸免。出仕清廷前的富艳畅扬、精粹清朗，而仕清时期则多应和体。
归田之后，生活恬适，多以悠闲态度吟诵山水之清音。他是自省的，也曾自嘲过。在《荇溪诗集序》中归结一生诗歌的变化：“予舟车南北，突不暇黑今，于游历之地，览观风尚，往往情为移。一变为骚诵，再变为关赛之音，三变面吴伧相杂，四变而为应制之体，五变而成放歌，六变而作渔师田父之语，讫未成一家言。”时事、境遇、思想与心态无不是这体格声调“六变”的情态，更关键的是情韵心声之变。
在世俗的眼里，朱彝尊最闪耀的高光时刻是入仕的十四年，但我不确定他自己是否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个钦点的帝王是否真的是出于爱惜才子，朱彝尊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翰林修《明史》。用一个遗子修订立身失落时代的史实，我猜想，明史馆里的朱彝尊难掩心潮波澜。而作为一个学者大儒，朱彝尊却是坚韧又有秉性的，逆转明以来空疏之风，力倡博学详考的史学操守，成了他在那个谨严的翰林院里彻响的洪钟。
作为一个士人，也是因了这等的操守，让他宦海沉浮，患得患失。而作为一个学人，虽是如履薄冰，亦使其如鱼得水。担任自己擅长的《文苑传》与《建文本纪》的修撰，焕发其“博学旧义”的著述精要。历史与文化，如果没有与人的心灵产生呼应，就是死寂。正是有了朱彝尊的倔强与虔诚，在清一代里，他完成了“清初第一大家”的书写。
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天才在某一领域发出特别耀眼的光华，往往会掩盖他其他方面的光彩，而朱彝尊还是经学大师，这是其家学传承。从小受家学的默化，对经书的挚爱与历史的尊重，才能在三百年后，让后世之子暌违经籍的奥义。
两千年来经书群籍之总汇，一生的搜寻，枯乏的阅览，三百卷的书写，让后世研究经史学有了要类，有了方向。无法书写这背后的阔大，一个儒者的坚硬使命，一个生命七十年的心血。
《经义考》也是朱彝尊学术代表之一，它既是一部经学著述与资料的汇编，也是一部蕴含着他经学见解的独特经学史系。在朱彝尊的心念里，吾诗是吾学，而吾之家承经学矣。
“槛边花外尽重湖，到处怀觞兴不孤。安得家家寻画手，溪堂遍写读书图。”在经史之外，昨日，随手拿起《鸳鸯湖棹歌》，清初的故乡恍若眼前，江南云水，花溪草堂，市肆人幢，田园村廓，还有一群牙牙的书童，家如在画里。
寻着那一个个句子，撑一杆竹篙，已触手可及门外的一页页运河春景，山水、桥梁、古迹、寺观、农桑、冢墓、坛庙。
《鸳鸯湖棹歌》是朱彝尊思乡曲，经历了从南到北的客幕，再次入京，已是四十六岁的而立之年。他是名士，也是布衣，落寞与不得志，以乡愁排遣羁旅异乡的忧郁，在通州客居中作了《鸳鸯湖棹歌》百首。
棹歌者，船歌也。朱彝尊是用文字绘画的高手，长水、苕水、南湖、鸳鸯湖、范蠡湖、韭溪、穆湖等众多河湖港溪以及生活在水边的江南物事、市井风情，读着读着，那些谙熟的意象连成了嘉禾的全景，栩栩如生。
“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棹歌声。依家放鹤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撷自己擅长的竹枝词格式，倚声温婉含蓄的南朝吴声歌曲余韵，他想起了叔父在西南湖裴岛的别业，默写心中乡思之苦，这是诗词的力量，也是世事的无奈。“客居通潞春复冬，有如饥鸟仍投笼。”欲归未遂，莼鲈之思，触景生情。
朱彝尊用七言绝句描摹了一部有韵的嘉兴地方志，在那双乡愁的眼里，桥影弯弯逐流水，肝肠寸断一日回，内心积蓄的诗书之志化成了吴歌春语，在轻描淡写里唱着自己的心事。“春城处处起吴歌，夹岸疏帘影翠娥。”但倾脂河畔却是落花的无情。人间世事是沧桑，朱彝尊留下的嘉兴人文地理与传统文化生活空间的这幅图画，也是他留给家乡的愿望，成就了三百年来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棹歌现象——和鸳鸯湖棹歌。一乡共念，一景同歌，一体相承，一气相通。
经史子集皆擅，诗书画艺皆染，在明清的天空里，朱彝尊无疑与“清初第一人”的名号相得益彰。
有韵之诗琴吟了一生的情与感，无韵之文在经史故纸中倾尽一世的风流才华。今之梅里，曝书之亭依然在竹风之里鹤立，而潜采人之影渐行退去。那个唱着激昂棹歌的书生，昨日在春分的漾动里，曾经入梦。他布衣而行，依然清铄，沉郁在清朝的怀柔里。
与吾乡朱彝尊同行，仿佛仍无法接近一个学人厚厚的典籍里。而面对这一沓沓著述，甚至失去了想象的努力，一个人的读书写书，一个人的寄情山水，一个人的写诗交友，清初的天空是如何的苍穹原野？我的困惑，也是陈廷敬在撰写墓志铭时的沉吟，故其曰：“或史而野，或经而葩，物亦在然，为蓬为麻。呜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既硕孔多。人其谓何！”
棹歌氤氲，清音嘹远。一切人为，只是为了此生。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bszl/8180.html
